高金城，又名固亭，河南襄城县麦岭镇东高庄人，生于1886年，因家庭贫困，为谋生计，幼时即进入本县基督教堂干杂役，遂入基督教。由于他聪慧、好学，深受牧师器重，就让他一面干杂役，一面读书，后来被介绍到开封医学堂学习，于1915年毕业于开封医学院半工半读医科。后应友人邀请，到兰州英国人开办的医院。他目睹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巫神马角利用迷信草菅人命，决意作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和传教士。1917年起，他先后在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创办福音堂医院，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他对劳苦大众感情尤深，常常不收药费，对远乡求医的农民甚至管吃管住，尽力为民行善。农民感激他，送他一块“济世救人”的匾额。

    1922年，高金城在开封一医院工作时，与来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将军相识。冯见他医术高明，邀请他担任部队临时伤兵医院院长。尔后，高金城又返甘州和肃州继续行医布道。

    当时，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道台齐连元、泉台朱赞等狼狈为奸，敲骨吸髓奴役百姓，在街头和狱中，伤亡、毙亡者骇人听闻。高金城虽与那些上层人物相识，但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挺身而出要求惩办肇事人，同时把被蹂躏的穷苦人收容到医院救护，并以牧师身份到狱中为伤病者治疗。一次，吴桐仁唆使爪牙当街无端殴打医院的马车夫，高金城据理抗争，吴等意欲镇压，高金城忍无可忍，率众示威游行，当众揭露吴桐仁等人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迹。还有一次，一名叫马寿山的新疆商人与道台齐连元合伙在上海做珠宝生意，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齐连元就依仗权势把马寿山押进狱中，马借福音堂听布道机会，向高金城诉说了自己的冤屈，高金城立即到道台府责问齐连元，要求恢复马寿山的自由，高金城的这些行动遭到权贵们的忌恨，他们捏造了“劫监砸狱，放走犯人”的罪名。将高金城逮捕，并报甘肃督办刘郁芬和省长薛笃粥，意欲以死罪处之。福音堂工作人员在外界群众的帮助下，突破官府严密封锁，翻越城墙，潜往高台县，向甘肃省当局电告事件经过。省上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电令听候查办，使吴桐仁等就地惩办的阴谋未能得逞。省上随即派员到肃州调查，弄清了情况，否定“劫监砸狱”，决定解省审理，到兰州后，传讯吴桐仁等“三台”。吴平素作恶多端，闻讯畏罪弃官逃往新疆，高金城无罪释放。这个戏剧性事件，成了20年代一段佳话，“捕了高大夫，吓走吴镇守”的故事，在河西三州群众中广为流传。

    1927年，省政府任高金城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北伐后，路经平凉，见到高金城时，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在这里?”高将肃州遭遇详告冯玉祥，冯要他随军北征，高欣然同意，他把在甘州数年积蓄的药品、器械全部捐献给国民联军。到了河南，国民联军在陕州成立了后方医院，高金城被委为院长，并开始接收伤员。一年后到了郑州，医院改称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统管西安、洛阳等地伤兵医院，高仍任院长并兼任孤儿院院长(李德全任副院长)。这期间，他结识了吉鸿昌、浦化人、余心清、吴波等人。他们的斗争经历，对高金城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浦化人、余心清由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对高金城触动更深。他曾诚恳地问浦化人：“我听说现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请你告诉我，共产党如何救国？”浦化人深知高金城爱憎分明，有民族气节，就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和中国的前途讲给他听。后来朋友告诉浦化人：“高先生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好像把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出国考察，高金城也离开军队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潜心钻研医术。1932年他参加了协和医院组织的战地医疗队，奔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后来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协和医院，不久高金城又到一家药房任经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处于急剧变化阶段。国难当头，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作何选择？从亲身经历中，他切实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住的东单东裱胡同66号成了地下党员经常来往和开会的地方，曾屡遭警特搜查。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丧偶。这年冬，他将三个幼小子女寄养在香山慈幼院，再次只身赴甘，实现造福陇人的夙愿。

    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友人帮助下，高金城办起福陇医院。思想开放，医术精湛，为人慷慨大度，很快博得各界赞誉。1934年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北京来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

    这一时期中共甘宁青特委遭到国民党破坏，国民党极右分子在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白色恐怖笼罩着省城。面对这国是日非、民不聊生的局面，高金城常与友人抨击时弊，公开抒发政见，竟被当作“不稳定分子”多次被反动军警抄家，福陇医院也处于风雨飘摇中。

    1937年3月，红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遭到失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对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非常关心。在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于1937年5月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高金城的朋友吴波也参加这项工作，因刚打过仗，要派人深入河西了解情况，必须找个理想的人。吴波马上想到高金城，他深知高为人光明磊落，同共产党肝胆相照，一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向组织推荐。不久，吴波在兰州当面向高金城提出去河西的问题，高金城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8月1日晚上，刚从延安抵兰州仅3天的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和高金城面晤，商讨去甘州(张掖)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议定由高重开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并派红军老团长蔡光波协助。谢老特别叮咛高金城要设法找到陈昌浩、张琴秋等领导同志(此时徐向前已过黄河回到延安)。为了便于开展营救工作，经谢老提议，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在兰州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办事处还为高金城准备了一笔活动经费。

    8月8日，年过半百的高金城，告别了妻子和幼儿，怀着正义之心，迎着艰难险阻，肩负光荣使命踏上征程。

    高金城到了张掖后，首先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身份，广交各界，宴请地方官员和绅士，其中有县长马鹤年、师长韩起功和驻军团长以上军政要人。他在各种场合说明来意，动员各族各界积极参加抗日，声明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收抗日战士伤病员住院治疗。他不放过任何时机畅谈大敌当前，停止内战，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提出被俘红军也可开赴前线杀敌，他还毫不顾忌的以传教士名义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出来抗战。

    为了大造舆论，由高金城建议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开会那天，大佛寺广场人山人海，马步芳的一部分军人也来参加。各方头面人物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高金城最后发言。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讲到西安事变，特别强调共产党顾全大局，与国民党重新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到大后方都在释放政治犯，甘州也不应例外。他的讲话使敌人十分狼狈，广大群众却心情振奋。

    随之，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起功索要被其军队据为伤兵医院的福音堂。迫于形势，韩起功不得不下令把伤兵医院迁至附近的文昌庙内。当年高金城在这里培养的徒弟张明新、陈大伟、卢合林、张秀玉、傅从俭等都关闭各自开办的诊所、药铺，回到福音堂医院做医护工作。高金城把自己回甘州来的任务秘密告诉了他们，要他们配合寻找流散红军。

    福音堂医院的开诊，也就是高金城营救西路军被俘、流散人员的开始。通过一段工作，高金城和被俘红军中的党员组成的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原红西路军连长刘德胜及王定国、武杰等人接上了关系，了解了流落和被俘西路军干部、战士的一些情况。高金城向被俘红军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关怀以及谢老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意见。并要求被俘红军伤病员配合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高金城和蔡光波将与临时支部接上关系的情况，向谢老作了汇报。

    高金城以医院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先后向韩起功要回被俘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4人，加上张明新、陈大伟等，就以福音堂医院为据点，在临时党支部密切配合下，全面展开了营救工作。

    福音堂医院在以慈善为本的掩护下，收容红军伤病员，由王定国、傅从俭等接应。经过治疗，伤病员中能走的大部发给路费，带着高金城的名片到兰州找办事处。残废了不能行走的，也想办法转移，决不遗弃。

    为寻找陈昌浩，高金城带着医护人员顶着酷热烈日，走遍甘州的甘浚、龙渠、安阳、康隆寺以及临泽、民乐的沿山一带村庄，每到一处都向流散红军转达党的关怀，宣传抗日形势，开展收容工作。经多方了解，打听到陈昌浩隐蔽在山丹县花寨子一带，高金城马上派蔡光波和王定国前去接应。经了解，说陈已在群众护送下过了黄河。为了进一步证实，高金城二次派人去找。事后，高金城将陈昌浩已渡河东去的情况密信告知谢老并转告党中央。除此之外，还搞清了张琴秋关押在青海西宁，黄鹄显等关押在凉州，刘瑞龙等关押在甘州，也都向中央作了汇报。

    这期间高金城接到彭加伦“民乐南山隐藏红军干部极多”的电报，要他设法营救。南山一带是洪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大地主孙振铎的势力范围，控制较严。高金城与孙振铎虽有旧交，但孙肯不肯合作，很难预测，高金城考虑再三，决定冒险请孙振铎商谈。孙一向敬佩高金城的为人，应邀到了甘州。高金城向他讲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形势，说明红军是一支爱国的抗日部队，请他高抬贵手，允许派人进他的管辖区收容流散红军。谈话中高金城把彭加伦的电报交给孙振铎，情恳意切地说：“我相信你是位爱国绅士，我把这份电报给你作抵押，我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如不相信，用这份电报便可将我的人头拿去。”孙振铎感动的说：“你放心，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一定保护你们营救红军。”

    密约顺利达成，高金城复写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派王定国和张明新、陈大伟两位医生，名义上是下乡看病，带上字条来到民乐孙家庄南山一带散发。一个多星期后，果然找到一批红军，其中有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西路军派出的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他们由高金城介绍到兰州办事处，经西安回到了延安。甘州中心县委在张掖大满堡秘密发展的王泽喜、潘发生等数名共产党员，也有高金城设法转送到延安进入抗大。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走的红军，由孙振铎负责保护，帮助他们在当地住下来，一直到全国解放。1951年土改期间，由这些流落红军证明，孙振铎被当作了开明地主对待，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