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严冬的人，知道春天的温暖；走过夜路的人，珍惜星月的光亮。我们是在旧社会苦海里生，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红小鬼”，经过长征艰难曲折的斗争和西路军英勇悲壮战斗历程的严重考验，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

    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还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消灭敌人打胜仗，是革命战士的最大快乐；而脱离党的组织，失去党的领导，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痛苦。我们在西路军的一段经历，就饱尝了这方面的痛苦和辛酸。

    1936年10月26日晚上，我们随红四方面军前总、红三十军、九军和红五军，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敌情变化，后续部队未能过河。11月10日，中央军委电令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执行西进任务。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与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部队,进行了顽强艰苦的斗争，广大红军干部战士，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英勇悲壮的战斗诗篇。1937 年3月初，在梨园口、康隆寺战斗后，部队被冲散的情况下，很多同志先后流落到张掖南山地区。在那里，同志们饥寒交迫，处境十分艰苦：有的惨遭敌人活埋、杀害，有的负伤被俘，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送进“补充营”，有的修公路、挖金子，有的女战士被弄到剧团或医院，有的流落街头沿门行乞……但是，经过长 征锻练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强敌面前，不低头，不屈服，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叫苦。千人万人一个信念：一心向党，革命到底！千难万险一个目标：坚持斗争，团结胜利！

    （二）

    甘州，是甘肃张掖县的县城。有千把户人家，算不上什么繁华，但人来人往，每天都是挺热闹的，国民党马步芳部第一百师第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

    甘州城里，有一个骆驼店，关押着20多个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天，韩起功的“补充营”来骆驼店挑兵，一共挑了3个人，其中一个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在祁连山掩护左支队领导同志突围后，滚下冰河负伤被俘的，敌人把他从花寨子押到甘州，关在骆驼店里。

    刘德胜来到“补充营”被编在一连一班。经过初步了解，从营部到连队，都有不少熟悉的人。

    过了半个月，刘德胜患关节炎和左脚枪伤感染，行走困难，班长请求排长、连长、营长批准，用门板把他抬到伤兵医院去住院。在伤兵医院里，刘德胜拄着双拐到处转游，从医务人员到伤病员, 又认识了许多人。

    有一天，刘德胜遇见了在韩起功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二位同志，他们原来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长征路上调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刘德胜在西路军总部当过总支委员兼青年干事，那个时候他们就认识，所以，战友相见格外亲，从此他们经常来往，互相鼓励，决心要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建立党的组织，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争取早日找到红军、找到党。

    1937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几乎在同一个时刻，悄悄地来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3人秘密商谈成立张掖地下党支部。会上，推选刘德胜任党支部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党支部正式成立了，它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回到党的怀抱——延安去。

    党支部成立不久，邱均品就与王定国同志、武杰同志取得联系。王定国原是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的，她和孙桂英一起，被马步芳的骑兵抓到青海西宁，又从西宁押解来甘州，放到韩起功剧团里。武杰原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的参谋，石窝会议后整编到二六八团三连当战士，打安西失散后率领20余人走进祁连山打游击。1937 年4月出山时被民团抓住，送到大满堡当了老百姓。5月初，韩起功下令搜山，又送到甘州，关在骆驼店里，后编入“补充营”一连九班。不久，又从“补充营”送进韩起功参谋处当勤务兵。因为他年纪小，都叫他“共产杂娃”。

    为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地下党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补充营”4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八大处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的党员，由刘德胜联系。那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都是实行单线联系。在甘州城街道上，武杰先后与寇惠民、李心政、李传珠、李学儒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靠卖杂货、麻糖、花红维持生活。后来成立了街道临时党支部，李心政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在敌人修枪房里，由汤利仁负责，与袁清平、李绍海等同志，组成了党小组。在永积被服厂，王定国以做衣服为名，与当临时工的胡嘉滨同志又取得了联系。在王府街裁缝店，找到了周强同志。徐世淑在街头，与讨饭度日的黄志亭、刘克先同志接上了关系。这样，党支部很快联系了20多个党员，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基础。

    （三）

    据我们支部派人了解，在张掖县看守所里，关押有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红军的八名干部。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韩起功陆续送进看守所羁押的。刘瑞龙同志是在游击队被敌人骑兵袭击冲散，在山中游动两个月后，在红湾寺附近被藏族民团捕送韩起功集中营的。8 个人经过互相了解，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公推刘瑞龙任党支部书记，魏传统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每天利用放风机会，在地上划“坚定”二字互勉，边划边抹；同唱旧军队流行的《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等歌词，互相激励，直到出狱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在狱中，他们进行了要求延长放风时间和增加口粮的合法斗争，暂时缓和了身体亏损、吃不饱饭等重重困难。他们还注意联系其他被关押的难友。不少农民都是因为支援红军而被捕的，红军干部就和他们拉家常、交朋友，通过聊天宣传红军抗日救国救民主张，并了解了许多地方情况。                           

    1937年7月的一天，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突然来到韩起 功司令部的剧团里，见到了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陈桂兰、蔡德珍等同志。马鹤年说：“红五军打高台时，是我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的，我是高台县长，归甘肃省管辖，不属马家军管。你们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待我很好，把我释放回来，现在我要优待你们。”当时，我们谁也不敢相信他的话，大家以怀疑警惕的目光看着、听着。后来我们才知道，马鹤年说的是实话，马鹤年获释后，甘肃省政府又任命他担任了张掖县长。

    过了几天，马鹤年又找到王定国等同志，表示亲近地说：“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青年团和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关系。我是真心实意拥护红军和共产党的。”“好嘛”，王定国回答：“欢迎你常来，希望你能为我们做点好事。” 我们得知刘瑞龙等领导干部被关在张掖县监狱的消息后，即 向党支部汇报，当时就派王定国联系，但又找不到探监的合法理由。这时，马鹤年第三次来到剧团，他说：“我们县监狱里还关押了你们几位红军领导干部，我对这些人好，但就怕他们发现找我的麻烦。”王定国一听，非常高兴，她想，真是无巧不成书，想吃咸来了个卖盐的。她接着马鹤年的话茬问道：“我有一个舅舅，也不知道他们关在哪儿？“马鹤年问：”你舅舅姓什么?“王定国随便回答说：”姓李，十八子李。马鹤年立即答复：“你去看看吧，注意不要被马家军发现了。”接着，王定国又问：“我们去找谁呀?”马鹤年爽快地说：“有个看监的老头，姓何，找他就可以看到了。”

    一天上午，王定国和孙桂英、徐世淑、李含炳4同志来到张掖县监狱探望。看监的老头问；“你们干什么来的？”王定国回答：“找我舅舅的。”“你舅舅姓什么？”“姓李。”老头转脸喊到：“你们谁姓李？出来！有人看你们。”刘瑞龙(化名李占魁)同志拖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地走了出来。看监老头喝问：“是不是他？”“是的，是的”王定国立即回答：“就是他。”其实，她事先并不知道刘瑞龙化名姓李。刘瑞龙问：“你们住在哪里？”王定国说：“剧团住在韩起功司令部里，你们生活怎样？”刘瑞龙回答：“大家信心很足，坚信党，坚信红军会来救我们，就是吃不饱饭，体质比较弱。”她听了，心里十分难受和愤怒。回来后，王定国向党支部委员邱均品汇报了探监的情况。经过党支部研究，进一步做马鹤年的工作。据刘瑞龙同志说，有一天，马鹤年亲自带领监狱长到看守所看望了8名红军领导干部，他向大家讲话说：“你们暂时受一点委屈，现在要打日本，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将有大用。”说着又向监狱长交待：“听说他们饭不够吃,可以把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做。”经监狱秘密党支部讨论，决定由惠子明和徐宏才同志每天出去做饭，监狱生活得到了改善。马鹤年还派人到看守所给同志们理了发。这以后，同志们自由活动的范围在扩大，联系的人越来越多，监狱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四）

    1937年7月中旬，谢觉哉同志担任了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他和彭加伦、吴鸿宾、朱良才、伍修权等同志一起, 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做了许多工作。经吴波和张文彬同志介绍，谢老认识了高金城同志。高金城 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党的忠诚朋友，早年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伤兵医院院长，在兰州办过福陇医院，在甘州办过福音堂医院。

    1937年8月1日晚上，在兰州五泉山，谢老与彭加伦、朱良才同志一起，找高金城谈话，准备派他去甘州，与张掖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寻找陈昌浩同志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同行的还有蔡光波同志。高金城欣然接受了党的委托。

    高金城来到甘州，以基督教办慈善事业为掩护，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积极活动，被甘肃省政府任命为甘肃省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他拿着省政府的介绍信，到处找人探听风声，并宴请张掖县长马鹤年及各方爱国人士。高金城在宴会上宣传国共合作，表示回甘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入院治疗。福音堂医院很快就开办起来了。这个医院实际上变成了张掖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秘密联络站。

    王定国早就认识蔡光波，一天晚上，她在修枪工人董月英家里见到了蔡光波。蔡光波介绍了他与高金城受党的委派来甘州的经过。王定国、刘德胜等同志分别与高金城接了头。高金城穿着西服革履，显得很有派头，不知他来历的人，初次见面都有点儿怕他。谈话后，高金城立即拿出20元钱交给王定国，说：“送给监狱有困难的同志。后来，有的红军战士到福音堂看病、讨饭，高金城都是热情接待，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如果说，前一阶段我们地下党支部的工作，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处在自发状态，那么，自从和高金城、蔡光波取得联系之后, 党支部的活动就开始转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面开展营救工作的新局面。王定国、徐世淑进了福音堂医院工作后，又吸收了几位同志到医院当护士。福音堂医院开始公开收留西路军伤病员。经过治 疗，凡是能走的，都尽量做工作、发路费，让他们经兰州回延安。医院经常住院的有20人左右。

    按照党支部决定，王定国和蔡光波同志一起去花家寨寻找和接应陈昌浩同志。在那里找到了护送陈昌浩的郭老头,证实陈昌浩已经顺利过了黄河。接着，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与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县孙家庄一带联系和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他们用复写纸写了100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

    秘密告诉失散的红军战士，“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

    这次活动，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和甘州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两个人在福音堂南屋住了七八天，又一起经兰州转西安回到延安。

    （五）

    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不断深入。我们党支部加强了和监狱秘密党支部的联系。除王定国、武杰多次探望送食品外，党支部还决定刘德胜去探望。

    一天，刘德胜带着高金城准备好的点心和名片，去看望刘瑞龙等同志。一个穿便衣的人看了高金城的名片，把刘德胜带进监狱。刘德胜走到里面，迎面遇到戴脚镣的“犯人”说：“我就是李占魁。”乘看守不在身边，刘德胜讲：“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兰州有我们的办事处，党派人营救你们了，希望坚持斗争，争取早日释放。”刘瑞龙说：“我只承认叫李占魁，是教书先生、红九军的文书。”还谈了党支部成员的表现，最后说：“传统同志双脚冻伤，行动困难。”他还抄了一个名单写了两句话：“我们身体都很好，请家里放心。”交给了刘德胜。

    又过了两天，高金城派苟正英、廖春芳化装成福音堂的修女, 到监狱给魏传统检查了冻伤，上了药，还留下了一盒药。

    控制敌人电台，搜集情报，是我们党支部的又一项光荣任务。国民党韩起功司令部电台有十多人，除两个管理人员外，都是我红军战士。我们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搜集情报，掌握敌人动态。8月下旬，青海的马步芳电令韩起功，把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8名红军领导干部，于9月初解往青海。译电人员把情况报告了邱均品，邱均品马上汇报给党支部，并通知了高金城。同时得知“补充营”要送往红水地区修公路。

    针对这一重要情报，党支部在福音堂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王定国在门口放哨，高金城在楼下掩护。支部决定，由邱均品执笔立即向兰州办事处写个报告。报告是用高金城从兰州办事处带来的秘写纸写的。

    报告的内容：一是被关押的红军领导干部情况；二是被俘、失散红军战士在当地的情况；三是“补充营”开往红水地区修公路；四是请求党中央设法迅速营救。报告写好后,由高金城在上面写了买药的介绍信。第二天由蔡光波化装成买药的，把报告直接送兰州。

    刘德胜同志赶到监狱，将敌人要押解去青海的消息，转告了刘瑞龙，请他告诉同志们，提高警惕，坚持斗争，党组织正在想办法营救。

    王定国同志进行了募捐活动，凑了20多元法币，买了些营养品，送进监狱。武杰在参谋处同伙夫小陈拉关系准备了一些馒头, 送给监狱的同志们。9月初，听说县监狱关押的干部很快要押送去青海，高金城带领地下党支部的几个同志，给刘瑞龙等同志送来了绑腿、碗筷、鞋子、仁丹和急救水等，大家怀着担心留恋的心情，送领导和战友踏上了去西宁的艰苦路程。武杰发现惠子明脚上没有鞋穿，立即把自己穿的鞋子脱下来送给他。刘瑞龙等8个同志挤在一辆马车上，从张掖出发，经红水、阿力克草原、门源、塔尔寺等地，大约走了10天左右，到达西宁。同志们想的是凶多吉少，没想到马步芳却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3天后，他们把刘瑞龙等同志从西宁押到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贺耀祖处。 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地营救，1937年9月22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四同志，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9月23日，刘瑞龙向谢老和办事处同志报告了狱中情况和被释放的经过，请谢老继续营救尚未释放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