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和19831年，为撰写郑义斋烈士的传记，我两次访问了烈士的夫人杨文局。这是西安市西羊市街的一条小巷，一所普通的民房，毫不显眼的大门。院子很小，只有东西两座房子。房内家俱陈旧，陈设简陋。第一次去时，这位年逾70的老人，清癯而消瘦，但精神矍铄，操四川口音，谈锋颇利，很像一位经历过多年革命工作锻炼的老干部。在谈完郑义斋烈士的事迹之后，便自然地谈到西路军中女红军战士们的经历和遭遇。杨文局也是参加完长征接着参加西路军的众多女红军中的一员，不过，她没有被编在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也没有被编在西路军前进剧团，而是被编在西路军总供给部任保管科长。

    第二次去时，老人病了，躺在床上，回忆那几十年前揪心的往事，谈她解放后找见徐向前元帅的情景，也谈了她想回四川老家看一看的心愿。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余部不足3000人，被国民党马家军分割包围在祁连山中石窝附近的几个小山头上，形势十分危急。郑义斋、杨文局和西路军供给部的剩余同志集中在一个小山头上，保护着西路军的全部经费。当日下午，郑义斋接到去总部开会的通知，他把同志们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元等集中到一起，用包袱包好，又让杨文局用针线密密地缝牢，准备次日送给总指挥部首长，作为部队疏散和首长潜返陕北的经费。然后，他又给秘书廖静民和处长李世品一一交待工作，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到底。

    夜幕降临了，刺骨的寒风裹着祁连山的积雪，怪声怪气地呼啸着，撕打着衣服槛楼而又濒临绝境的西路军将士。阴森森的树林里，厚厚的积雪发着幽暗的光。同志们相互偎依着，坐在冰冷的雪地上，身体麻木了，打着寒颤。警卫员曾少章拾来干柴，扒开积雪，燃起一堆篝火，用仅剩的一个小铁壶熬了点小米稀粥，给郑义斋盛了一小茶杯。郑义斋问：“同志们都有了吗？烧好了都喝点，暖暖身子。”说罢，他接过杯子，喝了两口，就递给了身边的妻子杨文局。

    此时的杨文局特别需要照顾。这并非因为她是供给部长的夫人，而因为她是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了。第一个孩子是在长征刚开始生的，是个男孩，因行军打仗，不久就送给了一位老乡。第二个孩子又要出生了，他们却面临生离死别的绝境。作为丈夫，郑义斋知道自己的责任，他应该加倍关心已经怀孕8个月的杨文局。但是，此时此刻，他只能省出自己的几口稀粥，递给妻子。杨文局是完全理解丈夫的，不用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有，她也绝不额外多吃一点。她还清楚地记得和郑义斋结婚的情景：那是1934年4月，红四方面军还在川陕根据地，供给部仓库里存放着大批的新被褥和制服，也有各种缴获来的食品罐头。但是，作为供给部长的郑义斋一点也没有动用。他们两人把平时用的被褥搬在一起，穿着平时的军装，当晚吃的是荞麦面疙瘩，没多用公家一分钱，就高高兴兴办完了婚事。从那以后，经过了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他们一直在一起。然而，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艰难和危险过。此时的两口小米稀粥，也是极难得的，它来自作为供给部长的丈夫之手，使她既感到满足和温暖，又感到有说不出的难过和伤心。因为几天几夜的连续恶战，周围的同志们都疲惫地睡去了。杨文局和郑义斋却面对面地坐在篝火旁，默默无言，依依难舍。过了许久，郑义斋语重心长地说：“文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不好，随时都要准备牺牲。要是我冲不出去，牺牲了，你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继承我们的事业！”杨文局听了，再也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郑义斋勉强一笑，极力宽慰她：“我刚才说的是最坏的设想，我们会冲出去的……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要挺起来，坚强些。跌了跤不要紧，爬起来再干。”

    14日一早，郑义斋告别了杨文局和同志们，带了十几个骑马的警卫人员，护送着杨文局缝牢的那个裹着金银的包袱，爬着山沟，向总部所在地出发了。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许多西路军的领导都在那里。

    但是，刚走出不远，郑义斋他们就被敌人包围了。有些同志在山上亲眼看见，众多的敌人向他们扑去，包围圈越来越小，郑义斋指挥大家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退。忽然，郑义斋中弹落马。小张牵住战马，警卫员小曾将郑义斋扶起，要扶他上马。郑义斋摆摆手，严厉地命令：“经费要紧，赶快走！”小张看看郑义斋，犹豫片刻，带着经费，策马奔驰而去。郑义斋和其余警卫人员掩护他突出重围……经费终于送到了总部首长们的手中。郑义斋和十几名警卫人员却全部牺牲在山坡上。残暴的马家兵用马刀砍碎了郑义斋的尸体……

    亲眼看见敌人残害自己的战友和首长，谁能不揪心？不痛苦？但是，敌众我寡，势力悬殊，怎么援救都是杯水车薪，有损无补。

    杨文局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哀痛欲绝。同志们极力安慰，劝她保重，为郑部长保留下第二个孩子。对，一定要把腹中的孩子保住，这是对郑部长最好的纪念，也是她和郑部长共同的希望所在。于是，她挺起沉重的身子，随同志们转移分散。3月的祁连，山是冰山，地是雪地，没有饭吃，不见人烟。冒着零下几十度引严寒，杨文局和三位女战友在大山里辗转三四天，又冻又饿，只好下山找老百姓想办法。封冻的小河边，她们发现了马蹄和人的脚印，便惊喜地循迹而行。但不一会儿，便发现马蹄越来越多。“不好，可能是敌人！”说着，她们赶紧往回返。刚钻进一个破窑洞，还没几分钟的工夫，马家军一个连长就带着队伍把窑洞包围了。杨文局和几位赤手空拳的战友，束手被擒，被押送到张掖。狱中，杨文局见到了一些熟悉的战友，大家都心情沉重，默默无言，有的战友向她投来同情或鼓励的目光。但也有叛变者来劝她投降。她痛骂劝降的叛徒，回答说：“西路军失败了，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会胜利的。”几天后，敌人把杨文局他们押往青海。半路上，杨文局要分娩，敌人才让她离开了俘虏的队伍。在老百姓家，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部长的遗腹子郑民，又辗转迁徙，流落到武威附近一个藏、汉、回族杂居的深山村寨。在这偏僻荒凉的寨子里一个带着孩子的外乡女人，又是人人都“怕”的“红军婆子”，怎么生活呢？为了等待时机寻找组织，为了革命的后代，杨文局抑制住内心难以忍受的悲痛，投靠了一个好心的回族皮匠。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难道还有第二种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