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局想尽一切办法打听红军的消息，村里来了货郎，她总要去看看是不是组织派来的人。她还说服皮匠在村口路旁摆了个小杂货铺，一面做小买卖，一面注意来往的行人。她利用各种机会耐心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消除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群众。经过一段时间，她打听到党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她决心去兰州。可是几次带着孩子出走都被皮匠追了回来。1949年，解放军渡过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闻讯，立即带上孩子，在一位藏族妇女的帮助下，骑上毛驴，翻山越岭找寻部队。当她在武威附近看到头戴红星的部队时，便不顾一切地高声哭叫起来：“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十年苦等，一朝重逢，怎能不叫她悲喜交集呢？

    杨文局回到部队后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分配工作，尽快恢复党籍。党组织分配她任永昌县妇联主任，她以出色的工作使永昌县妇联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并于1950年初获准重新参加党的队伍。后来，她先后在全国妇联少儿部、中央党校西北二分校工作和学习，最后又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酒泉担任了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干就是十几年。

    杨文局一直惦念、关注着西路军失败后散落西北各地的和她一样遭受种种苦难的战友。当时西路军失败后，万余名红军干部战士被打散和被俘。西安事变后，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先后营救出近六千名。数千名同志被残害了，两千名左右的同志流落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其中大都流落在农村牧区。靠挖煤、帮工、拉车、理发甚至讨吃为生。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这些同志也曾作过调查登记，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些同志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生活十分困苦，政治上长期受歧视。杨文局一直对这些同志寄于极大的同情。她利用各种机会到处调查访问，为他们排忧解难，奔走呼号。经过努力，她终于见到了徐向前元帅，拿出预先写好的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几个问题，逐条陈述解释。徐向前元帅一声不吭，在地上来回踱步。也许元帅也为这个多年来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焦灼和痛苦吧？杨文局有些说不下去了。“文局，你说下去。这些事他不管谁管？”坐在一旁的黄大姐鼓励她。杨文局鼓起勇气，终于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了。黄大姐请杨文局吃香蕉，杨文局拿起来就要吃。黄大姐告诉她：“剥了皮再吃。”杨文局这才知道香蕉的吃法。说来这似乎是个笑话，但冷静一想，其中又有多少辛酸！杨文局，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而是一位1929年就入党的女红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