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到甘州前，刘德胜就已与狱中的西路军高级干部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取得联系。高金城到后，刘德胜即带着高的名片到狱中向刘瑞龙等报告了国共重新合作，党在兰州设立办事处，并派高金城来营救被俘红军的消息。刘瑞龙当即将他们8名领导干部名单交给了刘德胜，并写了“我们身体都很好，请家里放心”的字条。名单和字条经高密写后寄办事处转报了党中央。

    但这时候，青海马步芳一伙加紧策划迫害被俘红军。8月底，在敌人司令部电台工作的被俘红军战士，获悉马步芳电令韩起功将狱中8名红军高级干部解往青海，并要将1000多名“补充团”红军送往洪水一带修公路。高金城、刘德胜等立即在福音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蔡光波回兰州报告办事处，张明新作掩护陪同前去。第二天，蔡、张就带着密写报告昼夜兼程到了兰州，谢老随即电告党中央营救。9月初，刘瑞龙等起解前，高金城带领临时支部几名同志给送去绑腿、碗筷、鞋、仁丹、急救水等。由于党中央及时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刘瑞龙等一到西宁，马步芳就对他们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三天后，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张玉清被押解到兰州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贺耀祖处，9月 2日回到十八集团军驻兰办事处，后安全返回延安。在营救红军的同时，高金城还配制了一些冻伤膏，派张秀玉母子走街串巷寻找冻伤的红军，散发给他们，并购置了许多布匹，让张秀玉赶做了一些衣服，发给收容的红军，另外高金城还节衣缩食办起一所孤儿院，收容流落街头的红军后代。

    红军流散人员一批批“失踪”，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临时支部决定分批撤离。刘德胜走时，高金城把他打扮成商人模样，还带上高金城的名片和购买药品的介绍信，刘德胜问高金城，对党有什么说的？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地说，我坚信共产主义，到了延安，请转告中央，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高金城送走了自己周围的红军后，继续开展营救工作。11月9日，他在最后一次给谢老的信中报告了“甘州尚有三条驳壳枪应运回；南山还有点人不敢出来；甘凉一带流落的人还很多。”不久, 韩起功司令部一位处长冒着风险告诉高金城说，马步芳等在青海秘密谋杀共产党，名单上就有高金城，要他赶紧离开甘州城。高金城想到自己的任务还未完成，坦然地说：“我的根就在这祁连山下，哪里也不去！”此时，甘州城里风声己紧，面对危险局势，高金城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继续采取各种办法营救红军。1938年春节前夕，又有19名在饥寒中难以继续隐蔽的伤病员，从祁连山中来到甘州城附近。高金城得悉后，不顾一切将他们收容到福音堂医院治疗，但被敌人发现。

    1938年2月3日(旧历正月初四)凌晨，韩起功派他的中校副官马兆祥到福音堂医院找高金城，谎称“韩师长得急病，请高院长出诊”。高金城来到一百师司令部，韩起功立刻露出狰狞面目，逼高金城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交待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高金城临危不惧，高声颂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怒斥韩起功是土匪，是残酷屠杀红军的刽子手，是日军的帮凶、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嗜杀成性的韩起功令其弟将高金城头部蒙上布罩，秘密押送到补充营部，于当天午夜时分，灭绝人性地先断四肢。高金城视死如归，痛骂韩匪不绝，最后被活埋在大衙门的后花园里（今甘泉公园同心堂附近），终年52岁。

    1938年3月3日，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向党中央报告了高金城牺牲的经过。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忠诚朋友，高金城。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掖，王震和王恩茂专程探望了高金城遗孀牟玉光。

    1952年2月2日，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在给牟玉光的信中说：金城先生不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使命，去甘州做收容工作。由于热情奔放，严肃负责，负伤将士赖以获得安全，但他却因此为匪帮所捕而光荣地牺牲了。他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尊敬的。闻已建塔纪念，更可使之久远。你也是一位热心人, 希望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而继续努力。

    1952年3月2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谢觉哉、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以及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等领导和当年被高金城营救过的红军领导干部魏传统、李开芳、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都送了挽幛，并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1968年4月，中央内务部为高金城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