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志庆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新四军塘马战斗的学术专著《纵论塘马战斗》。（中红网  红色图库）

    中红网江苏武进2016年11月17日电（徐敏峰）在纪念塘马战斗75周年之际，由刘志庆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新四军塘马战斗的学术专著《纵论塘马战斗》在网上推出，并作一定的导读，希冀大家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史上伟大的抗日战争，关注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人物、战斗、事件，以及充溢期间的价值观、信仰、责任和人生情怀，以及军事艺术的变化性、多端性。

    刘志庆  男，汉族，毕业于江苏省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家，现于江苏省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教。著有长篇小说《幻情》、《风云塘马》、《血战塘马》，传记文学《罗忠毅》、《罗忠毅传》、《廖海涛传》，报告文学集《水西女杰》，并发表短篇小说多篇。2012年8月，《风云塘马》获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第三届学术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罗忠毅》获二等奖。2012年11月，《风云塘马》获常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第八章：关于塘马战斗历史问题的解答

    导读：一、塘马战斗产生的原因以及战斗中的一些事较为复杂，必须逐一介绍、分析。二、塘马战斗因当时抗战处于低潮，建国后又由于看法不一，有些史实长期没有披露，许多人并不了解，作者虽然在文学作品《风云塘马》、《血战塘马》中竭尽全力作了描写，但一般的读者未必会看到，所以作者这样的解答，有利于一般读者对塘马战斗全貌的了解。有助于读者对塘马战斗的理性判断，这些材料是第一手的，作者采访了当年的战斗亲历者和当地民众。

    刘志庆：一、27日晚旅部为什么没有转移？罗、廖是否应该对塘马战斗的损失负有责任？

    这个问题，恐怕是塘马战斗的核心问题了，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塘马战斗结束后，军部便形成了两派的意见，且截然相反。《纪念溧阳抗日根据地开创和发展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中“汪大铭同志的讲话”中也说到此事,汪说“关于塘马战斗，那时我在路北。开始时，我们对这一战斗的认识不很一致。”到了八十年代在茅山纪念馆召开老同志座谈会时，也是形成对立的意见，甚至当场争吵起来。

    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如此的复杂么？我们不妨来看看战前的那一天的流程。

    27日亦即战斗前一天，罗、廖组织干部开会，主要是地方武装工作会议，下午三时得到情报，但情报非常简单，说敌人在天王寺薛埠增兵。这里千万要注意，大多数不了解塘马战斗的同志以为得到了敌人明确进攻新四军的情报，罗、廖没有转移，所以感到惋惜与不解，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简单的情报，不过按惯例，敌人增兵便要打仗。罗、廖没有放松，即命侦察员前去瓦屋山、天王寺一带侦察，又命令旅部直属队、四十八团等战士做好戒备。哪知侦察员到天黑才回来，得到的情报是敌人在天王寺、薛埠大量增兵，不仅有骑兵而且有炮兵和坦克，但进攻哪一方仍不清楚。为此罗、廖急召旅部科以上干部和旅部参谋人员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罗、廖外，还有原十六旅参谋长、当时为四十八团团长的王胜、十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王直、侦察参谋张业、作战参谋游玉山、通讯参谋王桂馥等十几人，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主要原因是没有地方转移。如果西移溧水和四十六团会合，那么有可能正中敌人的奸计，因为25日日寇分数路进攻白马桥马占寺的四十六团，如果此时会合，风险极大；北移不可能，那是日军重兵屯集的地方，敌人正在北面集结，是不可能往北；南移也不可能，这是民族悲剧，那是国民党的防区，皖变后，国民党正想吃掉新四军，在黄金山十六旅刚和四十师打了三次仗，此时往南，岂不是自投罗网，轻则缴械，重则全部被害。东移有长荡湖相隔，半夜了，也无法横渡，即使渡过了长荡湖，但在长滆地区也无法立足，十六旅从宜兴转移到溧阳，也正是这个原因。如果一味地转移，唯一的办法是化整为零。但是这儿集中了被服厂、修械所、卫生所、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不大好动，另一点化整为零容易，化零为整困难，丢掉塘马地区，日军或国民党军队会填补这一真空。从长远看，对新四军极为不利。

    能不能不转移呢？如果日军进攻新四军，进攻方向不外乎西北、正北、东北，塘马地区除南面是平原外，其余都是丘陵地带，有哨兵把守，如有敌情，报警后来得及战斗和转移，且这儿的战斗人员有一千之众，可以和敌人周旋或歼其一路，并伺机突围。如果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队，更不用担忧，还可以趁机从背后袭击日军，拓宽新四军的战略生存空间。所以罗、廖认为既然没地方转移，还不如不转移，作好战前准备，伺机而动。当这一方案确定后，便向师部发报，通报行动法案，如师部有异议，再行调整，但不知何故，师部没有回电。从流程上看，罗、廖举止适当，没有丝毫的不妥。从实际情形看也确实如此,因为新四军的哨卡距离塘马都有五六公里，且是高高的丘陵。报警后，新四军有足够的时间作出部署。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自然因素，战前一连几天下雨，27日也下起细雨，一直没有雾的天气，突然间在28日产生弥天大雾，大雾帮了夜间偷袭日军的大忙，所有的外围哨卡失去了作用，等到新四军战士发现日军，日军已离塘马村不到二公里，此时战斗打响，匆促应战，所有的一切发生了逆转。

    从军事上讲，罗、廖作了两手准备，并无大错，主观上也对各种问题作出了分析，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甚至有的同志认为罗、廖还有更深的战术意图，即利用日、顽之间的战斗，趁机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不足的是没有考虑到天气影响而留下了隐患,对日军有可能是进攻国民党也存在认识上的盲点，当然这两点就绝大多数军事家来说，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从本质上来讲，罗、廖没有从最坏的结果来考虑面临的危险，这种错误属于正常的军事范围。当然如果绝对地不犯这种错误，也许只有毛泽东这样千年一遇的天才军事家才有这样的敏感和举动，这一点不必苛求，而且从塘马战斗发生后的举动看，罗、廖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部署得当，避免了极其可怕的损失。

    那么为什么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认为罗、廖对塘马战斗的损失负有责任，甚至有人要在全军提出批评。这主要有下列原因：（1）皖南事变发生不到一年，对于塘马战斗的损失，有些人简单地和皖南事变相联系，认为如果不以此为教训，恐再犯同样的错误；（2）有些同志没有从深层次上看待塘马战斗，只是从一党的利益，单一的损失上看待战斗，强调保存实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这一点从1943年后的十六旅主力几乎没有对日作战的记录中可看出；（3）有的同志认为塘马战斗可以避免，罗、廖能避免而不避免，其实是他们对当时情报的内容和具体的战斗环境并不了解，只是作了一般的推论。由于相当一部分人这样认为，所以形成了塘马战斗后有相当一部分人高度评价罗、廖（如军部通电张鼎丞等同志的回忆文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以至建国后直至七十年代末期，罗、廖及塘马战斗的烈士始终没有出现在官方视野中，甚至在八十年代初，有人把罗、廖当做有问题的烈士对待，即源于此。但持否定态度的人始终拿不出有分析力度的证据和文章。到了八十年代，溧阳党史办奚渭明对塘马战斗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战斗过程缺乏了解，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臆测，任意地否定罗、廖，其实根本不值得推敲，奚渭明一对新四军的历史资料掌握不够，二对塘马战斗详情没有了解，三本身的推理缺乏严密性，错误百出，负面影响极大。

    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这一问题有专题论述）塘马战斗不可避免，罗、廖在塘马战斗中的某些失误是复杂的战斗环境所致，属于正常的军事范畴，如果从纯军事角度看，可以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事实上日军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必须要肃清苏南的抗日力量，他们肯定要寻找新四军作战，而苏南的空间如此狭小，作战不可避免，事实上塘马战斗不久，敌人便对苏南国民党军队展开进攻，12月20日，溧阳城被攻陷。

    二、塘马战斗中塘马村有没有发生战斗，为什么塘马村民无一伤亡？

    由于塘马战斗过去近七十年，加之长期没有被宣传披露，许多人冒充参加过塘马战斗，而且把塘马村写成是血肉横飞，火海一片，其实这是错误的。

    塘马村有没有发生战斗？发生了，但不是主战场，主战场在塘马东南的王家庄，塘马村则发生了短暂的并不激烈的战斗。

    请看萧斌的文章：“……鬼子突进塘马，廖政委指挥着特务连的残部掩护着其他部队的撤退，因此落在敌人的轻机关枪最好的射程里面了。”①

    那么说明廖海涛指挥特务连是且战且退，从廖堃金的《战斗在长荡湖畔》看，塘马的外围战斗，四十八团和旅部特务连都参与了，然后旅部召开紧急会议，由王胜率最后一批旅直机关人员转移，廖堃金率领各连抽调的人员共六七十人断后，罗与廖则率部阻敌，罗是全面指挥，廖则率特务连应战，黄兰弟负责二营的战斗。

    廖海涛率特务连是一边阻击一边往东南方向撤，在塘马有过短暂的阻击，这有事实为证。塘马村民在战后目击村中躺有五六具新四军的遗体。也有村民称新四军在塘马河边的小木桥旁用机枪封锁桥面，但机枪很快便哑火，有人说机枪卡夹，新四军只好后撤至东南的新店竹林。事实上当时的新四军的兵力太少，在塘马村无法展开防线，封锁村东小桥，由于地形不利，敌人可以利用村中房屋作屏障进行炮击，所以也难以坚持。新四军战士很快就后撤，塘马村民中的目击者声称敌人如潮水一般涌过塘马村扑向东面，他们在村中并没有停留，也没有搜查，只是一时地向东扑去。

    许多人对塘马血战中塘马村民无一伤亡感到不解，其实这主要是罗、廖所率领的新四军的英勇抵抗，顽强阻击。村民袁秀英在塘马战斗后，看见罗、廖奔向村西的沟沿坟用望远镜察看敌情，然后挥手叫她向南转移，村民崔玉英在战斗打响后，从村西奔向村中，此时弹雨蝗飞，瓦垄上的瓦片嘎嘎作响，她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新四军战士指挥村民向南面的后周、下梅方向转移，当她奔跑到后周街时，只见成批的新四军战士往西奔去，进行阻击，奔跑的村民才得以从战火中奔到下梅村，到了下梅，则脱离了战火。而在王家庄一带的村民由于事先没有转移，在日军合围后和新四军一道战死多人。转移出去的塘马村民都是青壮年，那些老人小孩，尤其是裹了脚的老年妇女则在新四军的安排下，从容地躲在家中，新四军进行了有效的阻击，吸引日军引兵猛扑东面，无暇顾及村中的老百姓，使村中的百姓躲过一劫，所以整个战斗，村民无一伤亡……苏南的百姓永远不会忘记罗、廖及众将士为了民族安危，为了百姓的生命勇于献身的伟大功绩。

    三、为什么在塘马战斗中，罗、廖身边没有一个参谋，也不见卫生员的踪迹？为什么罗忠毅拒绝王胜留下阻敌？

    罗、廖在塘马战斗中身边没有一个参谋，许多人感到不解，这不符合常规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1）参谋很少，陈、栗率江南指挥部的主力部队北上后，调走了许多干部，此时留在茅山地区的干部主要有廖海涛的新二支队和活动在丹北的罗忠毅部，在1940年10月前，罗忠毅担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苏南的新四军，但干部并不齐全。后来罗忠毅来到新二支队担任二支队司令，先是在溧阳西部，准备迎接北上的皖南新四军的部队，皖南事变后，护送从皖南突围而来的部队北上，然后挥师太、滆地区。1941年4月，六师成立，新二支队编为十六旅，罗被任命为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谭震林任师长兼十八旅旅长，由于十八旅缺干部，便抽调十六旅的干部充实，如张开荆、谢镇军、彭冲等都被抽调到十八旅工作，这样十六旅的干部就更少了。当时的司令部参谋长为王胜，后王胜被免职，任命张开荆为参谋长，但张开荆迟迟未到任，而司令部的参谋只有几个人，如军事参谋游玉山、侦察参谋张业、通讯参谋王桂馥等。战斗打响后，游玉山被罗忠毅派去联络部队，后没有回归到王家庄，张业随王胜转移，所以罗、廖身边无一参谋，至于卫生员也大都转移，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留下便意味着死亡，所以牟桂芳等人全部先行转移。

    在塘马村战斗打响后，四十八团团长王胜曾要求留下殿后阻敌，但罗忠毅没有同意，命令他带领旅直机关最后一批人员迅速转移。

    战斗后，谭震林严肃批评王胜，许多人也感到不解，罗忠毅为什么不留下王胜阻敌？这主要是由当时的险情所决定，罗忠毅决定自己挑起这副重担（此点在本书中有专门论述），另外还有其它的原因使得罗忠毅不得不有所顾忌。

    （1）王胜是老资格的参谋长，在红军时期便担任过红八团的参谋长，二支队成立时便是四团的参谋长，新二支队成立时便成为新二支队参谋长，十六旅成立时便成为十六旅参谋长，在这个位置上，王胜体现了一定的能力。但他没有独自领导过部队作战，他担任四十八团团长没有多久，难以想象把一个重担压在一个长期担任参谋长的将领头上。

    （2）王胜被任命为四十八团团长，在锡南无信心动摇，加之受到罗福佑的牵连，被免去参谋长一职，情绪多少受到影响，“二是新任参谋张开荆尚未到职，原任参谋长王胜因调任四十八团团长未赴任，因四十八团在太湖地区遭到太湖支队副司令苏征西叛变，绑走司令顾复兴，尔后擅自西撤到十六旅旅部，正在闹情绪。”②加之在战前的前一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他就一言不发。王胜在军中的威信已受到影响，在此情形下，罗忠毅也不敢把重担压在他身上。

    不过罗忠毅没有留下王胜阻敌也是明智之举，否则王胜也极有可能牺牲在塘马战斗中，后来王胜在戴家桥和王直一道进行军事部署，为戴家桥成功阻敌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四十八团特务连是如何脱离战场的？为何又在西阳陷于死地？

    四十八团特务连原为苏西蔡三乐部，后为太湖支队特务连。四十八团成立后，因“苏罗叛变”，重新调整，一、三营取消，一营的太湖支队余部编入二营，原太湖支队特务连（即蔡三乐部）归入四十八团特务连，连长为陶基能，副连长詹厚安，指导员张光辉。蔡三乐部曾被汪伪收编，后中共太湖县委书记徐明先后派共产党员许培英、谢安、李锐、周培之到洞庭西山策反，策反成功。十一月五日进入塘马后，进行了艰苦的整训，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塘马战斗打响前，团部特务连在后周方向，西南下梅方向还有四十六团九连，团部特务连进行了英勇的阻击，但该部应该说比较早地脱离了王家庄战场，具体时间应在廖堃金和陈浩向东转移之后，从旅部的决定看，廖堃金和陈浩所率的少数战士是最后转移的为掩护机关人员断后的部队，那么团部特务连为何离开主战场呢？是奉命突围呢？还是自行突围？陈浩的日记耐人寻味，“该部一触即溃。”

    该部在转移到西阳村西南村时，碰上刚和廖堃金所率部队交战的日军，被日军火力封锁，死伤惨重。一部随张光辉突围到西阳东北，为大河所隔，张光辉率部血战，全部牺牲。

    团部特务连在西阳陷于绝地，主要是地形不利，西阳一带丘陵多，近长荡湖，还有河汊，西阳西南有许多山丘，中有凹地。团部特务连进入凹地，为敌所袭。西阳北面有一条十分宽阔的河流，当张光辉率部突围到西阳村东北时，大河所隔，无法突围，全部壮烈牺牲。

    五、廖海涛牺牲究竟是为枪所致还是为炸弹所致？有无房东大娘的救助？他有没有关照余部突围后转移至46团？

    绝大多数的文章中提及廖为枪所伤，肠已经流出，后为房东大娘救助，用稻草盖住身子，牺牲前召黄兰弟和旅特务连指导员于前，命令部队统一由黄兰弟指挥，部队突围后转移至46团。

    首先，廖到底是为枪所伤还是炸弹所伤？为炸弹所伤的依据是王家庄及茅棚村民的述说，廖的腹部为弹片所伤，肠已流出，还在苦战。参加过塘马战斗的福建连江县官坂镇的林忠和战士也著文，称廖为炸弹所伤。

    但据权威的目击者、特务连领导的家属称，廖受伤时，警卫员全部受伤、满脸血污，且都为正面所伤，廖伤势太重，特务连拼死救助，无奈围敌太多，无法冲出重围。笔者判断廖确为枪所伤，中弹甚多，腰腹侧打穿，致肠流出。

    至于有无茅棚村大娘救助，据茅棚村民反映，有一位姓陈的老太在五十年代初曾说救助过一位新四军干部，但是村民大多不信。此老太早已作古，无法对证。据笔者推断，王家庄战斗极其惨烈，村民大多跑走，没有跑走的，也全部被日军枪杀。茅棚村距王家庄只有二百多米，战斗十分惨烈，大娘如何救助呢？茅棚村只有几户村民，日军怎不搜索呢？若真有村民在战场，生还的可能性不大，王家庄未及逃脱的村民全部被日军枪杀，即是证明。

    廖海涛交代突围人员转移至46团没有确实的证据，按情理判断他会作出这种决定，因为此时罗忠毅已牺牲，苏南的部队只有46团有较强的战斗力，与之会合，转移人员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但肯定即使他有这样的决定也不可能传达到先行转移的人员之中。

    主要有以下依据：廖海涛交代时，王家庄战斗激战正酣，突围的可能性不大，有无战士突围而出，无法得到明证，即使突围而出，也无法转移至戴家桥。

    王直的作品《弯马射日》说：“我们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突围方向。大家都以为东、南、北三面，即便突围出去，也脱不了险。只有向西北方突围，去黄金山地区与四十六团靠拢，才是唯一的出路。” ③

    欧阳惠林的回忆录《经历与往事》中说：“罗旅长、廖政委的壮烈牺牲，使第十六旅旅部一时失去了领导核心，我和原旅参谋长王胜、政治部组织科长王直商量认为句容山区狭窄，靠近公路，不宜久留。旅部应即西移，到溧水白马桥地区，与46团团部会合，得到主力队伍的掩护，进行组织整顿工作。”④

    显然王直、欧阳惠林等人经研究后才决定去46团会合，如果有廖的指示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形。

    六、在民间为何称“塘马战斗”为“塘马战役”？

    笔者年少时，常听人称“塘马战斗”为“塘马战役”，直到二00七年，在纪录片《抗日名将廖海涛》中，北京警卫三师的学生还称“塘马战斗”为“塘马战役”，令人惊奇的是笔者实地考察宜兴“西施塘战斗”时，村民也称“西施塘战斗”为“西施塘战役”。

    战斗与战役有明显的区别。战斗一般指“敌对双方所进行的武装冲突，是达到战争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战役则指“为实现一定的战略目的，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在一定的方向上和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

    显然，1941年11月28日新四军十六旅和日寇在塘马地区的血战只能称为战斗，但为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民间称“塘马战役”呢？原因有二：一是民间的百姓对战斗与战役的区别不甚清楚。另一个原因是塘马战斗有好几个战斗组成，且血战一天，具有战役的一些特质。从战斗的组成看，有塘马外围战、王家庄血战、西阳陆甲阻击战、戴家桥战斗几个战斗。从规模上看，日伪军近四千，有坦克、炮兵、骑兵，我新四军参战部队也近一千余人，我军阵亡四百余人，敌军伤亡八百。从时间跨度看，从清晨六点左右一直战斗到天黑。它是苏南新四军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人称为 “塘马战役”。

    七、塘马战斗时四十六团在何处？他们为什么不前来参战？

    在研究塘马战斗的过程中，不时会听到有人询问十六旅的主力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塘马战斗时不前来参战？

    这其实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对历史过程不甚了解的人很自然会这样询问。笔者小时候也经常想。当时主力部队不在塘马，如果主力部队在，那么塘马战斗将全歼日军，并取得辉煌的战果。其实这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想法，主要源于当时电影作品的影响。那时的电影作品大多把日军描绘成十足无能的样子，大多是不堪一击的废物。

    实际情况是，当时中日战争是不对等的。由于武器装备包括军事素质相差甚大。当时新四军的战斗力远不及日军。如果四十六团参战，那正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事，那么我们遭受的损失将更大。

    塘马战斗时四十六团在何处呢？四十六团在溧水白马桥地区，四十六团在塘马、黄金山地区整训后，便两赴溧水，重新恢复江、当、溧地区，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日军于11月25日从溧水城和洪兰埠两路进攻四十六团驻地马占寺，遭到四十六团的英勇阻击。四十六团顺势撤到白马桥一带隐蔽。日军原想逼46团东移塘马，聚而歼之，但他们的计划落空了。

    11月28日，塘马战斗打响，当时旅部无法和四十六团取得联系，白马桥与塘马直线距离近十五公里。四十六团并不知晓塘马发生了战斗（九连除外），直到下午，才从俘虏的运送日军伤兵的伪军口中得知塘马地区发生了战斗。其实即便早晨知道塘马地区发生战斗，也难以参战。因为实际的路程要远得多，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难以火速增援。如果真的贸然参战，日军有三千之众，且配有坦克炮、骑兵，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至于47团，战斗力更弱，二营参加了战斗，未能挡住日军。一、三营在茅山地区、长滆地区，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独二团在宜兴和桥，所以这些部队都不可能参与塘马战斗。

    八、塘马战斗何时发出，何时结束？哪些部队参战？牺牲人数到底是多少？

    塘马战斗发生的时间应在七点左右。据村民刘洪生、刘良超及大多数塘马村民说战斗发生在早晨天亮不久，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时令，天亮为六时多，恰逢大雾，雾快要散尽，应为七时左右。另外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中也声称七时左右。

    何时结束呢？因为塘马战斗由几个战斗组合而成。从外围战始至戴家桥战斗终。戴家桥战斗始于下午三时左右，结束时临近天黑，应在五时左右，而主要战斗即王家庄战斗则在十一点左右结束，十点钟则是战斗最激烈之时。有的同志称王家庄战斗下午三时结束是搞错了，目击战斗的老百姓都说中饭不到就结束，有的老同志撰文称十一点左右结束是正确的。

    塘马战斗有哪些部队参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还涉及到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按一般的说法是旅部特务连、四十八团二营、团部特务队。但这并不正确，其中还有四十六团九连、四十七团二营二个连、旅部教导大队、茅山保安司令部的一个连。四十六团九连因运送物资来到塘马地区而参加战斗的，这由陈浩的日记作证，另王直的《关于塘马战斗》中就有如下文字：“他(罗忠毅)要我带着机关往东撤，越快越好。向王家庄那边撤去的时候，敌人的骑兵已迂回过来了，四十六团九连顶住了小桥，阻止了敌人骑兵的迂回，这样我们机关很快向东撤离了。” ⑤四十六团九连的位置在下梅方向，敌人迂回进攻，遭到四十六团九连的阻击，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四十六团九连抵敌不住，只好突围而出，损失不大。而敌人一心想包围塘马，丢开四十六团九连迂回后周，向别桥方向包抄而去。

    四十七团二营也参加了战斗，最直接的证据便是新四军总部关于塘马战斗新四军受损情况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有:“上月俭日（即28日）金坛敌三千余，分数路袭击塘马（溧阳西北）十六旅部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率四个连掩护，致被敌人重重包围。”另一依据是刘群的《苏南的塘马战斗》，也间接说明了四十七团参加了战斗。

    那么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我们现在习惯上称塘马战斗牺牲了272位将士，这个数字可靠么？确切么？但不管如何，塘马战斗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战斗结束后是由日军打扫战场的，另外当时有许多战士被打散了，在当时情况也就不可能作出统计，那么272这个数字不准确，大致可靠么？先来看看各种说法，新四军总部关于塘马战斗新四军受损情况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称：“罗、廖当日牺牲，部队伤亡三百余（内干部十五名），失轻机枪四挺，步枪三百余支……”，时称伤亡三百，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文章中多次出现牺牲人数为四百余人，如乐时鸣的诗作《塘马血战》、王直的《王直回忆录》、《弯弓射日》、王胜的回忆录。那么哪一个精确呢？这可以作一番推论，塘马战斗后，四十八团的番号被取消，没有牺牲、突围而出又回归的战士不足八十人，后被编入四十七团，而旅部特务连除苏新河、雷应清等三、四人外，全部壮烈牺牲。这样基本上可以作一推断，旅部特务连有一百二十多人，四十八团原有三个营，一营因“苏、罗叛变”被撤销，中间的数十人分编到二营的4、5、6连中，三营的蔡三乐部大多留在苏西，其中一部编入团部特务连。虽然连队有可能不是满编，但至少有一百人左右，那么全部加起来有五百余人。再看战斗过程，旅部特务连一百二十多人几乎全部牺牲，参加王家庄战斗的4、5、6连也几乎全部牺牲，因为日军对王家庄合围后，部队突围的可能性不大。虽然有些文章称四十八团一部曾突围而出，但人数不多，原因有三：一、部队留下阻敌，没有命令不会随便撤离战场，二、到了敌人合围形成后，已很难突围出去，三、几乎没有一人说清王家庄战斗的情形，看不到任何一篇具体描绘王家庄战斗的回忆录。

    被抽调的六七十人的部队随廖堃金撤至戴家桥，在陆甲，西阻间遇敌，生还者不多，否则戴家桥战斗不至无兵可用，而团部特务连在西阻遇敌，张光辉与众将士大部战死，当然有少数生还者突围而出，又回到苏西参加了新四军，这在薛永辉的回忆录中有明确的记载。但只有数人，当然还有少数人逃到金坛指前标的乡村中，在塘马战斗后又遭敌捕杀，这在范学贵的《战斗在茅山下》中有明确记载。

    另外四十七团二营、四十六团九连、旅部教导队也参加了战斗，也有伤亡(旅部教导队军事组中朱阿明便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那么我们可以判定五百多人的部队，除了回归的七八十人、打散的数十人外，全部壮烈牺牲，四百人的数字是最接近历史原貌的。

    九、塘马战斗中牺牲的将士究竟来自于何方？有没有烈士名单？

    许多人对塘马战斗的详情不熟悉，以至于产生许多谬误，许多人认为牺牲的将士大多来自于福建，其实是错误的。诚然，廖海涛、黄兰弟以及参加塘马战斗的特务连的许多班排干部及战士，包括转移出去的王直、王胜等人都是福建人，但是塘马战斗发生在一九四一年，这和原二支队的组成人员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先的老红军在抗战四年后，牺牲的牺牲，没有牺牲后则充实到其他部队去了。十六旅的许多战士都是后来扩军而来的，首先四十八团主要是由二营和特务连组成的，特务连是从蔡三乐部策反来的，大都是苏州人，二营是由原五十二团二营转来的，五十二团二营是东路扩军而来，大都是江浙人，其中有许多上海的产业工人，而四十七团主要是茅山子弟兵，四十六团也都是后来扩军而来的，所以牺牲在塘马战斗中的战士大都来自江浙地区（上海当时属于江苏）。

    由于牺牲的人数多，加之当时的条件差，所以没有留下什么烈士名录，除了有名的领导和少数杰出的战士外，有案可稽的只有十几人。

    十、塘马战斗前苏南党政机关云集塘马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塘马周围集中了被服厂、修械所、印刷厂、卫生处？

    有人认为罗、廖对塘马战斗的损失负有重大的责任，并责问：“干什么集中那么多人开会？”

    塘马战斗前几天，苏南党政机关的人员云集塘马是事实，这到底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开会。当时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已随谭震林留在苏北，只有罗、廖两个委员，加上一个秘书长欧阳惠林，三人共同担负起苏南的党政工作，召开地方干部会议事属正常。据欧阳惠林关于黄金山三战三捷与塘马战斗等问题中说:“当时苏皖区党委机关（即后来的苏皖特委机关）随十六旅旅部行动……十月间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来电通知说，经华中局批准，将路西北，苏皖两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苏皖特委，由九人组成，十一月一日，新的地委成立，在溧阳戴巷开了两天会议，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发出通知，宣布组成名单。接着第五、六专员公署合并，第五、六保安司令部合并。五、六两个保安司令部直属的地方武装，都集中到溧阳地区整编训练，调整组织，开了一些会议。所以塘马战斗时，苏南保安司令部机关（司令为樊玉琳）和专员公署机关（专员为朱春范）等都住在塘马附近的村庄上。” ⑥

    王直的《关于塘马战斗》中说：“有人说塘马战斗时没有开什么会，地方干部集中那么多干什么？我记得当时有樊玉琳、朱春苑、诸葛慎、田禾等人都在那里。据我了解，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会，是苏皖区党委（军政委）召开的，还是罗、廖召集的，我搞不清，旅供给部长张继昌说：大概是个收钱粮的会议，因为财政部门的同志都来了，会还没有开，仗就打起来了。” ⑦

    欧阳惠林和王直的文章是很好的依据，特别是欧阳惠林，他当时是苏皖区党委秘书长，苏皖区党委的事主要由他们三人决定，因此可以推断苏南党政干部云集塘马是由他们三人决定的。

    至于为什么要召开，又要在塘马召开呢？乃形势所致。一是地方武装力量过于薄弱，地方干部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巫恒通、任迈、袁先锋的牺牲，陈洪的被捕皆源于此。二是当时十六旅的供给主要靠钱买，钱的来源主要是靠税收，但税收也不易得，敌、顽、我三方都在争夺。在此情形下，需要解决新的供给来源。1983年8月5日，《新华日报》曾刊有欧阳惠林一文，文为《秦准吞烈士，竹山吊忠魂》，文中说“……三是我地区缩小，收入锐减，仅茅山地区的税收就减少了十分之九，机关给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另一因素是战斗需要。加强地方武装，一方面是地方武装过于薄弱，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扩军，《第六师第十六旅一九四一年概况报道》中称：“主力的保持大部集中加紧整训，完成年底整训计划，十月十五日至年底，应求得质量的更加提高。抓紧在年底完成四千人的扩军数目（保卫司令部警卫团在内）。不过近来扩大很少，事实难以完成。”⑧因此他们“现职意第五、第六两个行政区及保安司令部合并名为苏南行署及苏南保安司令部，编成苏南警卫团。第一团不设团部，直归保安司令部指挥。”罗、廖的意图很明显，加强地方武装，扩大主力部队，这是唯一的办法。事实上，新四军进入苏南后的扩军，当初主要是收编各色抗日的地方武装，但到了1941年，各色抗日的地方武装已不存在，而在民众中扩军非常难，所以东路的谭震林到上海招募产业工人。地方武装的军政素质差，难以承担艰苦的战斗，罗、廖合并第五、第六保安司令部，成立苏南保安司令部，并让樊玉琳带一个连队来整训，目的就是为了带头加强地方武装的发展，这样的会议非开不可，开会不值得指责。

    至于地方财经会议，与地方武装和新四军自身生存有关。《第六师第十六旅一九四一年概况报告》中说：“第二个时期，在九月四日召集了第二次党政军会议，讨论了党政军巩固发展及当时政治形势与经济问题，这个会议结束后，继续召集了各县财经科长联席会议，讨论了经济政策开展与制度问题，特别讨论了田赋与税收问题，此次会议后，把江南财经局路南办事处建立起来，同时成立了第五、第六行政区，两个财政经济局，初步建立了财经机构和制度。我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田赋、河口税……现在对经济开源:(1)开展新地区；（2）拨一部资本区去投机；（3）印发流通卷，原定计划五十万（名称：汇业流通卷），现印发了十五万；（4）节约；（5）……”

    我们从中看出发展地方武装，寻求主力部队的生存怎能离开财经，而税收又远远不够，罗、廖对新四军的建设可谓呕心沥血，开财经会议完全必要。

    有人问：“为什么选择这一时间，这一地点召开，以致战斗中部队的机动性大为减弱？”这一说法缺乏严密的推敲。选择时间是斗争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这个会不可能在其它时间开，谁也没料到，谁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生战斗。至于地点，主要是因为敌人清乡后，苏南新四军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塘马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路北形势十分险恶，巫恒通、任迈、陈洪皆遇险，会议原先在戴巷召开，但考虑到戴巷离敌人金坛、罗村、指前标据点太近，遂移至塘马召开。问题不在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召开，如果罗、廖在二十七日深夜转移，那么这些问题还存在不存在呢？被服厂、修械所、卫生所等也是由于上述原因迁到塘马一带。

    十一、塘马战斗的前夜旅部有没有下达命令作好战斗准备，当时具体兵力配置如何？

    有人说罗、廖麻痹轻敌，在战前没有作好战斗准备，仓促应敌，这种说法是极不严肃的。71师师长张雪峰，上海新四军老战士宋耀良都证明27号晚上下达了作好战斗准备的命令，王直、乐时鸣、陈浩、廖堃金等人也都撰文说战前下达了通知，作好战斗准备，塘马村民都目击了新四军战士提前吃早饭的情景，所以上述说法不成立。

    但也有同志撰文说：“于是以麻痹、侥幸思想对待此次敌情，只作了一般性布置，加强侦察，提早开伙，作好战斗准备，由于判断分析的失误，造成战斗中的失利，如果分析正确，及时组织队伍转移，此战可避免，即使打起来也不至于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

    此说貌似公允，其实欠妥，缺乏对当时具体的战情、地理环境的了解。

    罗、廖虽判断敌情有误，但并非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罗、廖是能征惯战的将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如此艰苦险恶，他们都经历过，如何会对这样的敌情产生盲点。先看地理位置，塘马处在溧阳北部，北有瓦屋山、丫髻山，西、东均有丘陵，在离塘马10公里及至5公里处都有新四军的哨兵，流动哨甚至可放到溧水白马桥，且当晚增设了排哨、流动哨，报警是没有问题的。且看当时的兵力配置，正北离塘马五公里处的大家庄有47团二营，东北离塘马二公里处有旅部特务连，西面三公里处的西祺有四连、六连，西面一公里处邵笪村有五连，西南后周方向有团部特务连，正南四公里许下梅村有四十六团九连，应该说这样的配置问题不大，因为从敌人进攻的方位看，无非是西北、正北、东北，至多从西南迂回包抄，但正东因有长荡湖，且水网密布，敌人进攻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敌人也是从上述三个方面进攻的。如果不是意外因素，哨兵报警后，机关人员迅速转移，部队边打边撤，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是完全可行的。

    十二、什么因素导致部队被围，无法突出重围？

    这主要有二个因素，一是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退出防区；二是突起的弥天大雾。

    《战斗在茅山下》载道，敌人在前一天晚上便和国民党勾结。当时国民党靠近后周一带的部队有甓桥保安第三团一个营，绸缪四十师一个排，罗、廖对于国民党的行为应该不会感到意外，皖变后及黄金山三战三捷，国共两党的军队水火不相容。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可以说不会有塘马战斗。罗、廖之所以没有转移，根本原因是没有地方转移。现在听来难以想象，在塘马的南面有大面积的国土，且没有一个日军，怎么就不能转移，很简单，那儿有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配置是前马四十师的一个连及一个营部，分驻一个排在潘家，南渡驻四十师一个师一个连，上兴埠驻四十师一个师一个连，上沛埠驻四十师一个连及句容县政府常备部队四十余人……苏南的国民党军有一万左右。

    在此情况下是无法预先向南转移，仗打起来后，其实从地理上讲向南突围是最安全的。向南转移的线路是最短的，大约二公里左右，一旦过了后周，便是广阔的平原，且河汊纵横，敌人难以形成合围，向东突围虽也是河汊纵横，但东有长荡湖，也是个死地，后来机关人员突围也是惊险万分。那么28日仗打起来，从南面这条线突围也是完全可以冲破日军防线的，塘马村民也是沿南面这条线突围的，连很晚突围的人也转移到安全地带，且无一伤亡就是明证。但历史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在祖国的土地上，有空间，却不能介入，这可以说是民族的悲剧，至于国民党军先撤出防区，仅不过是加深了这一悲剧而已。

    另一个因素，可以说是致命的，那就是突起的晨雾。在战场上由于意外的自然因素而导致迥然不同的战争结局却是屡见不鲜。十一月与十二月之交，苏南的早晨常常起雾，有时能见度非常低，应该说晨雾主要在十二月分产生，但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天的晨雾极大，以至于日军半夜出动，哨卡、流动哨、排哨全部失去了作用。外围的报警已不复存在，日军到达指定位置后等待天亮，以致五连战士尹保生看到日军的战马还以为是乡村的黄牛，及至看到日军的钢盔战刀才匆匆报警。报警已来不及，敌军离塘马最近的距离已不到二公里。在此情形下，敌人的骑兵很快从西南迂回包抄过来，此时组织战斗、掩护机关人员转移已变得非常困难。部队突围已经不可能，如果不是罗、廖及众将士在王家庄浴血奋战吸住敌人，那么机关人员是无法到达长荡湖圩区的，并坚持到天黑突围而出，这就是战斗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