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罗、廖的遗体最初为什么安葬在甓桥？日军为什么要进行公祭？尾本联队长称罗、廖是他们司令官的同学，罗、廖真的是在日本留过学么？

    罗忠毅在上午十时许在王家庄战斗中牺牲，廖海涛在十一时左右，开始率部队突围，至王家庄东三百米的茅棚时受了重伤，也光荣牺牲。

    当时下午三时，敌人打扫战场，他们并不知晓罗、廖已经阵亡。

    当晚，新四军十六旅第一医疗所、溧阳县后周区政府分别接到命令组织人力赶往塘马抢救伤员，打扫战场。后周区区长陶阜匋率领数十名同志赶到塘马，他们终于找到了罗忠毅、廖海涛、黄兰弟的遗体。

    但敌人是如何把遗体运到甓桥的呢？

    有二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陶阜匋把罗、廖的遗体安葬在王家庄附近，后为敌人侦知，被重新挖出运送到甓桥安葬；另一说法是：新四军医疗所把罗、廖及黄兰弟的遗体暂时运送到戴巷小学，罗忠毅的妻子田文、廖海涛的妻子李英趴在遗体上整日痛哭，后为敌人侦知，遂把罗、廖的遗体运送到甓桥安葬。

    但笔者认定第一种说法为正确，证据有二：1、塘马地区的村民都持此说。2、梅章同志参加了战场打扫的任务，她给笔者的信中说，当晚就把罗忠毅、廖海涛、黄兰弟的遗体埋葬在王家庄。

    1941年11月30日，亦即塘马战斗后的第三天，日军把罗、廖的遗体运至离塘马十八里许的甓桥，他们用上好的楠木棺材把罗、廖的遗体运至甓桥街的东面的小余庄上。敌人举行隆重的葬礼，先是让和尚念经，超度亡灵，然后十五师团、十五旅团、51联队的联队长尾本毕恭毕敬地站在坟前，十几名日本兵也整装列队，一起向牺牲的罗、廖遗体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接着尾本发表讲话：“这两位先生是我们司令官的同学，他们要是投靠汪精卫，可当大大的官，现在被战死了。我们不是要打死他的人，而是要打倒他们的主义。”

    日本人把罗、廖的的遗体运至甓桥安葬，那是因为甓桥已经成为日军的新据点，但日军为什么要进行公祭，并声称罗、廖是他们的同学，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敌人是武力加欺骗，我看并不尽然。

    在抗日的战场上，敌人很少对抗日将领举行葬礼，像敌人如此地公祭罗、廖的行为极为罕见，究其实这与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有关。日本人向来不友不如己者，唐朝时中国强大，他们便向中国学习，南宋以后日本人就不大与中国往来，甚至后来走上侵略中国之路，二战后美国强大，他们便和美国结盟。在日军看来，塘马战斗中新四军五百多人和日军三千之众血战竟日，大多壮烈牺牲，这样的行为除八路军外并不多见，令他们十分钦佩、敬仰，公祭便在情理之中。另外从军人的角度看，日本军人充满了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叶隐闻书》中说：“如果一名战士经常思索怎样去死才能无憾，他的生活道路就会笔直而单纯的，在危险的境遇中他不会去想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会勇往直前，投入敌人阵中，迎接死亡，这才是真正的战士之道。”

    新四军十六旅战士在长时间的战斗中，并没有去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是勇往直前，投入阵中，迎接死亡，这不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武士么？新四军与日血战场面极为惨烈，这不是最好的武士么？而罗、廖这样的高级领导从容断后、壮烈牺牲，这不是大大的英雄吗？罗、廖是英雄中的英雄，日本军人与平日就重视勇气和名誉的人为友，战时也要求与这样的人为敌。尼采说过：“能以敌而自豪者，便能视敌人的成功为自己的成功”，在尾本看来，日本军人与这样的人交锋而感到自豪。罗、廖是他的良师益友，为其公祭合情合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称罗、廖是他们司令官的同学，显然这“同学”非是通常意义上的“同学”。

    敌人把罗、廖的遗体安葬在甓桥小余庄，还在坟前竖上方木。

    抗战胜利了，内战将起，当时身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的乐时鸣同志途径别桥，离开部队专程来到小余庄，寻访罗、廖之墓。在村民的导引下，乐时鸣来到小余庄罗、廖墓前，鞠躬默哀。村民告诉他墓前的方木不知何时被人取走，乐时鸣关照村民要保护好罗、廖之墓，百姓说，他们对罗、廖敬仰无比，每年祭扫，从不间断，乐时鸣这才放心离去。

    解放后，溧阳县政府对罗、廖墓进行了整修，建成了两个水泥坟墓。五十年代，江苏省省政府及南京军区曾设想把罗、廖墓迁到南京雨花台，但溧阳的百姓不同意。八十年代，溧阳县政府把罗、廖的墓迁到溧城镇西山烈士陵园，如今罗、廖长眠在溧阳城西的西山烈士陵园内。

    由于敌军尾本联队长称罗、廖是他们司令官的同学，所以现在苏南的百姓都传称罗、廖在日本留学过，是日本司令官的同学，这是一种误会。

    罗忠毅是湖北襄阳人，先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在宁都参加了宁都起义，成为红五军团的红军干部，后来到瑞金军事学校，任福建军区作战科的参谋，以后来到闽西，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时成为二支队的参谋长，挺进苏南，艰苦作战直至殉国，从没跳出国门半步。廖海涛是福建上杭人，很早参加革命。曾担任上杭县委书记，后在张鼎丞、邓子恢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战后在二支队任四团政治处主任，奋战在苏南，直到殉国，也从没踏出国门半步。所以罗、廖不可能留学日本，并和日军司令官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同学。

    十四、罗、廖是如何牺牲的？牺牲在战场上的什么方位？

    罗、廖在塘马战斗中壮烈殉国，但由于战斗极其惨烈，几乎没人完全说得清罗、廖是如何牺牲的。

    如果从文献上来看，最早详述报道罗、廖具体牺牲情形的当属萧斌的《血洒塘马》。此文发表于1946年6月13、14日的延安的《解放日报》第四版，距离塘马战斗五年不到，且萧斌参加过塘马战斗，应该说有较大的权威性。《血洒塘马》中说：在跑过一条山岗的棱线时，敌人的枪手更清楚地发现他们的目标，机枪子弹一窝蜂地飞过来，然而没有撩倒他。接着敌人的特等射手，举行了一次罪恶的射击，他伤了，他的腰部射穿了一个洞，跌倒在地上，血从肚里喷出来，特务员要先救他。他的眼睛简直要填平凹下区的脸心，发出无边的红光，他坚决而沉重地说：“赶快把枪带回去，我终是没用了！”他的手紧紧握着枪，用力地推倒在地下的手心，坚决地要他先走。

    这是萧斌对廖海涛牺牲的描写。这篇文章关于廖海涛的牺牲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廖海涛牺牲在罗忠毅之前，二是廖海涛牺牲在撤离塘马途中，连王家庄也没到，且途中有山岗。

    萧斌虽然参加了塘马战斗，但他转移而出，这些记录肯定是他人转述的，但转述很难保证精确，因为参加战斗的战士也不一定搞得清具体的方位，这里的叙述有很大的错误：一、塘马战斗中，塘马村确实发生了战斗，但不激烈，牺牲了五六人，第二、从塘马村往东，并无山岗，只有低矮的土墩，现在这些土墩也不存在了，除非廖海涛与罗忠毅根本不在一起，撤退时没有撤到王家庄，而是撤到王家庄的北面，那样的话他牺牲的时间可能晚于罗忠毅，但也不会晚得太久。

    另外廖的牺牲很简单，只说腹部被打穿，鲜血喷涌而出，并没见到有肠子流出的说法。

    关于罗忠毅牺牲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罗忠毅率特务连突击到王家庄的北面阻敌，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后来鬼子大批地挤上来，扫起机枪，罗司令也就在那乱枪中战死了。

    对罗的牺牲的描述时，罗已率队撤退到王家庄，自己留下阻敌，最后乱枪中壮烈牺牲，而且罗牺牲在廖的后面。

    从萧斌的文章中看，罗、廖战斗时并不在一起，而且都是率特务连在作战，没有讲到其他连队。

    塘马战斗时罗、廖分开，这是无疑的。廖堃金从塘马外围战斗退到塘马时，罗、廖曾开了一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两人都留下阻敌，肯定分工不同。另从陈浩的文章中称他带领战士撤出塘马村时，只看到罗忠毅和四五个战士还留在塘马村，但没有提到廖。而五连个别战士在转移后又返回王家庄，看到廖海涛独自在用机枪扫射敌人，这都可以判断出在塘马战斗时，罗、廖不在同一位置上。

    再看欧阳惠林的回忆录《经历与往事》：“终因敌人的强大的火力封锁，当罗旅长率部与敌人殊死血战，突击到塘马村东边二、三里的王家庄村边时，不幸遭到敌人的密集火力猛烈射来，头部中弹，身负重伤。但他仍旧奋勇指挥战斗，高呼：“同志们，冲出去！”并要他的警卫员不要管他，快快拿出他的皮包冲出去，旋即倒下，壮烈殉国。”这是对罗忠毅牺牲的叙述。

    “廖政委率领部队，奋不顾身，当向东突击到茅棚村上……他的腹部不幸被敌人的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负伤……一位老太太冒着炮火与生命的危险，把廖政委拖进自己的屋里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亦光荣牺牲。”

    欧阳惠林也参加了塘马战斗，也曾在塘马战斗后向谭震林汇报过塘马战斗，他的叙述也是听其他人的汇报。这一种说法大致和萧斌相同，不同的是他强调罗先牺牲，廖后牺牲。

    最有代表性最全面讲述塘马战斗的是刊登于1981年10月24日钟国楚的《血战塘马•气贯长虹》。他讲述罗、廖牺牲的情景和欧阳惠林的差不多。另外王直的《我所经历的塘马之战》以及乐时鸣的《悲歌慷慨祭忠魂》都差不多，都是罗先牺牲，廖后牺牲。而且战斗情形都差不多，但欧阳惠林的文章与钟国楚、王直、乐时鸣的不同处在于欧阳惠林是讲罗、廖掩护时且战且退，然后率部突围到了王家庄，英勇牺牲。而钟、王、乐的文章讲的是罗、廖刻意留在王家庄吸引敌人，进行阻击，掩护党政机关转移。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妨来看一下，新四军总部关于塘马战斗新四军受损情况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四个连掩护，致被敌人重重包围，罗、廖当时牺牲……”显然掩护是确凿的事实，然后而讲损失的原因时其中有一条：“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日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这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

    “冲锋”一词显然是指突围，而且是部队突围。那么在王家庄究竟是就地阻击呢？还是率部突围呢？这不妨来看战斗的具体地点和烈士牺牲的方位。

    罗忠毅牺牲在王家庄东南方向有：“罗旅长在王家庄东南角池塘边与敌展开血战，不幸遭到敌密集火力的射击，身负重伤……” ⑨

    老百姓也声称罗忠毅牺牲在王家庄的南面，而廖海涛则牺牲在王家庄的东面，其他战士或牺牲在王家庄的正北方向、西北方向或西南方向（西南方向后周新桥牺牲的战士特别多），那么大致可以判断欧阳惠林讲部队突围是事实，否则罗与廖不可能牺牲在王家庄的正东和南面。参加过王家庄战斗的战士家属也声称部队在突围。

    但问题是突围是突围，有一个时间问题，并不是一味地突围，否则正北、西北，特别是西南方向就不可能成为重要的战场，王家庄战斗也不可能持续四个多小时。

    正确的史实应该是塘马战斗打响后，先是四十八团就地阻击，后罗与廖均在王家庄北面阻击进攻的敌人，而四十八团战士则在西南阻击。大约在九时半左右，敌人通过国民党的防区从西面迂回直至王家庄的东面，掩护部队已被敌人合围。此时的部队已处在万分危险之中，罗、廖始率部队突围，四十八团的部分战士在黄兰弟率领下坚守后周桥，此时桥已被敌突破，开始向王家庄东面撤。廖向东撤，罗向东南撤，结果罗在东南方向牺牲，不久廖在正东方向牺牲。黄兰弟率部在王家庄继续战斗，一小时后全部牺牲。应该说王家庄战斗分两部分，一是就地阻击，二是拼死突围，欧阳惠林的文章则是强调了后面的突围，而钟、王、乐的文章对后面的突围强调不够。

    十五、刘群有没有参加塘马战斗？

    刘群曾写过一篇《苏南的塘马战斗》说他自己担任47团二营营长，和教导员廖堃金一道参加了塘马战斗中的戴家桥战斗。此文一发表，有许多老同志非常愤慨，有人建议陈浩著文反驳，但陈浩没有回应。

    刘群的错误非常明显：一、他说四十八团调往苏中，四十七团参加了塘马战斗，四十七团有没有参加了塘马战斗暂且不论，但四十八团根本就没有调往苏中，塘马战斗后，四十八团番号被取消，1943年王必成率二旅南下，才恢复了48团的番号。二、廖堃金担任47团的二营指导员是在塘马战斗后，那时48团番号被取消，仅剩的七八十人，被编入47团二营，那时廖堃金才担任47团二营的营教导员。据十六旅宣教科的干事、且与刘群非常熟悉的女战士回忆，在戴家桥根本没有见到刘群，许多健在的老同志也说在戴家桥没有见到刘群，可见刘群根本没有参加戴家桥战斗。

    据此许多人认为刘群根本没有参加过塘马战斗，他写那样的文章是年事已高，脑袋糊涂了。但笔者认为刘群的文章固然有问题，但据此说刘群没有参加塘马战斗是不确切的。

    刘群那时叫刘保禄，担任47团二营营长，他的部队驻扎在塘马正北的大家庄，距塘马村直线距离有三公里。27日晚，旅部下达命令叫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王直同志的《忠于信念》中的《怀念游玉山同志》文中说：“28日清晨……他（游玉山）紧跟着罗旅长，敌人已进村庄了，罗旅长派他去通知48团二营营长黄兰弟和47团二营营长刘保禄到王家庄抗击敌人，掩护机关部队转移。他任务完成后回来时，敌人的骑兵已经到了，罗司令的指挥位置找不到，他就跟着47团抗击敌人。” ⑩

    此文明确表示游玉山通知刘保禄到王家庄参战，游玉山因找不到罗忠毅，跟着47团抗击敌人。

    首先47团二营肯定参加了塘马战斗，那么营长刘保禄怎么可能置身事外，但47团二营未能赶到王家庄参战是因为敌人如潮水一般，来势凶猛，很快冲垮了47团二营，二营只得突围，敌人急于向塘马扑去，未曾再去追赶47团，所以刘保禄亦即后来的刘群应该随47团二营向北突围而去了。既如此，可以说刘群参加了塘马战斗，仅不过他没有参加核心战斗，和敌人稍一接触，便向北突围。后来刘群在塘马战斗后不久，为体现新四军不屈的精神，为击碎“新四军被消灭”的谎言，率部突袭敌伪指前标据点，打出了威风，敌人惊呼“新四军又回来了”。

    但刘群说自己参加了戴家桥战斗显然是个错误，现在有的新四军战士说自己参加了塘马战斗，但又说不清塘马战斗中的几个主要战斗，有人说他们假冒，其实不然，只要知道他们是47团二营的，便知道他们在那天的战斗中和日军有过接触，应该说是参战了，但有的老同志任意编造情节，反而使人怀疑他们是假冒参加了战斗。

    十六、罗、廖为什么要把旅部设在塘马村？

    这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从地理上讲，塘马离日伪的据点较远，离国民党的防线也有一定的距离。十六旅西进溧阳、占领北部地区后，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北依茅山、南连郎广、东联溧水、西接太滆的枢纽地带，是黄金山三战三捷后方才取得的战略要地，十六旅必须控制这一地区。且塘马西北、正北、东北都是相对较高的丘陵山地，南面是广阔的平原，是屯兵据守的好地方。2、那儿的群众基础较好。塘马地区的群众在陆平东、陈练升、陶阜匋等人的领导下，积极抗战，反对顽军，支持新四军，塘马村的地方绅士刘赦大、刘秀金、刘正兴、刘正法广散家财，支持抗战。青年刘书庚、刘洪生、刘洪林、刘良超积极参与新四军组织领导的抗战活动，村民们都表现了极其高涨的抗战热情。这样的群众基础在当时极为险恶的形势下显得十分重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41年下半年的几个月中，新四军和百姓亲如一家，1941年10月5日，十六旅旅部设宴招待当地村民，参加宴会的约有160余人。塘马一带的百姓至今都深深地怀念在塘马战斗中牺牲的将士，这也是最好的明证。

    十七、日军三面包围塘马，为什么独留东面？

    11月28日凌晨，日军从西北、正北、西南三面合围塘马，苏南党政军机关人员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向东转移，暂时脱离险境。有人奇怪，日寇为何不再从东面夹击一下，那样他们的战略意图可以得以完全实现。
这主要由下面的几个因素所致。

    （一）、敌人兵力的所在地区的方位所致。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苦的岁月，中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日军占据中国东部、南部大部分地区的交通线和大中城市，但广大的农村仍然掌握在国、共两党和人民手中，当时苏南的形势是日军占领着沪宁线上的所有城市，占据着宁沪、溧武路等重要交通线，所以其部队主要集结于这些交通线的要点上。当时进攻塘马的日军部队集结于塘马西北的句容天王寺和正北金坛的薛埠，日伪军出发，从西北、正北扑来是顺理成章之事，然后在战斗打响后，从西南迂回包抄，最后用骑兵切断东面的新四军撤退线路，包围了王家庄。

    （二）、另一个原因是塘马东面十五公里许有一个南北纵贯金坛、溧阳的长荡湖，且长荡湖的边沿的指前、 甓桥一带水网密布，河汊纵横， 桥附近还有国民党的驻军。如果从东面包抄，行动难以迅捷，且易暴露目标，所以日军首先勾结国民党，让其撤出防区，然后在长荡湖中增设汽艇巡逻，封锁湖面。待战斗打响后，再用骑兵快速推进，切断东面的撤退线路，所以留下东面是由当时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①（溧阳党史资料第一辑P29页）
    ②（溧阳党史资料第一辑，欧阳惠林的文章《关于黄金山三战三捷与塘马战斗等问题》）
    ③（《弯马射日》、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115页）
    ④（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273页）
    ⑤（溧阳党史资料第一辑）
    ⑥ (溧阳党史资料第一辑，第139页):
    ⑦（溧阳党史资料第一辑，143页）
    ⑧（新四军文献（2）、749页）
    ⑨（欧阳惠林、《新四军•回忆史料（2）、《塘马战斗》》
    ⑩（王直、《忠于信念》、《怀念游玉山同志》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