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志庆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新四军塘马战斗的学术专著《纵论塘马战斗》。（中红网  红色图库）

    中红网江苏武进2016年11月16日电（徐敏峰）在纪念塘马战斗75周年之际，由刘志庆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新四军塘马战斗的学术专著《纵论塘马战斗》在网上推出，并作一定的导读，希冀大家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史上伟大的抗日战争，关注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人物、战斗、事件，以及充溢期间的价值观、信仰、责任和人生情怀，以及军事艺术的变化性、多端性。

    刘志庆  男，汉族，毕业于江苏省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家，现于江苏省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教。著有长篇小说《幻情》、《风云塘马》、《血战塘马》，传记文学《罗忠毅》、《罗忠毅传》、《廖海涛传》，报告文学集《水西女杰》，并发表短篇小说多篇。2012年8月，《风云塘马》获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第三届学术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罗忠毅》获二等奖。2012年11月，《风云塘马》获常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第七章：关于塘马战斗历史问题的分析

    导读：七个历史问题都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也是对塘马战斗全过程并不了解（塘马战斗远比其他战斗复杂）的一些人的质疑的解答。如第一条，有人就把塘马战斗、宜兴的六四战斗和皖南事变并列，原因都是伤亡极大，这一个视角，很不全面，事实上一般人想问题没这么全面，也不会对比分析，有的只是道听途说，随便的简单的推理，以讹传讹，负面影响不小。作者对七个问题的分析，是作了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推理。

    刘志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塘马战斗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评介，存在着一定争议。问题的焦点是没有从全局，没有从辨证的角度对历史的真相做出深层次的思考所致。我认为：

    （一）“塘马战斗”不是另一个“皖南事变”。

    首先战斗性质不同，皖南事变是由国民党积极反共挑起的内战，而塘马战斗则是我新四军抗日的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斗；战斗的成因有别，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精心谋划、我军部个别领导人拒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在军事上又犯严重错误所致，而塘马战斗是由日寇蓄谋已久发动突然袭击、加之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军事领导对敌情判断有误所致，但在政治上无可指责，战后，军部发出电文“罗忠毅、廖海涛两位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决、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罗忠毅、廖海涛两同志壮烈牺牲，全军一致追悼，昭彰先烈。”战斗结果不同，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共九千余众，但伤亡近七千，而敌军损失不大，塘马之战我们牺牲二百余人却取得了毙敌三百的战果，在和敌军军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如此战果，自然和皖南事变不能相提并论。显然战斗的损失应从敌我对比中寻找，不能仅仅单一地从我军伤亡人数和其他规模较小的战斗相比来判定塘马战斗性质，来判断战斗胜败，这是不科学的。

    （二）罗、廖军事判断失误有其偶然性，属军事指挥出现错误的正常范围内，罗、廖对整个苏南抗战形势十分明了，深晓敌之战斗原则。

    （1）塘马战斗没有避免是基于罗、廖军事判断失误，这个失误是由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以及一些以外的客观因素所致，首先当时的情报来得太晚，且不明确，只是说明敌人在增兵有军事动向，从当时配备的武器装备情况看再联系当时苏德战争爆发，日寇要巩固占领区，那么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较大，在晚上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多数人持这种观点，这是许多人们的观点，即使在如此情况下，罗、廖也做出了战斗布置。第二，当时新四军活动的空间很小，若西移溧水，和四十六团会合，正中敌之诡计。东移太滆，敌清乡以后已难以立足。原地不动也并非不可取，从当时塘马一带的地形看，也有回旋余地，只是天降大雾，来敌太快，遂致敌人迅速会围而成。第三，被服厂、修械所、后方医院一时难以转移。第四，天下雨转移困难，部队容易疲劳，由于这样复杂的原因，招致了领导没有作出转移的决定，事属正常，当然在军事上教训深刻，必须牢记。但有的同志以罗、廖当晚没有率部转移来判断罗、廖及十六旅领导对苏南形势估计不足，对敌之战原则不明确是缺少依据的。

    皖南事变以后我新四军挥师西返后，已处敌顽伪夹击之下，特别是十八旅转移苏北后，十六旅形势极其危险，黄金山三捷后，我十六旅并没有把注意力仅仅停留在顽军上，而是北上茅山连拔敌伪据点，四十六团又西进江当溧地区，四十七团楔入茅山，四十八团在锡南（后因个别领导动摇才于十一月5日转至塘马），独立二团坚持太滆。抗日战争就是抗日，怎么能说罗、廖及十六旅没有把反扫荡放在首要位置。罗、廖给军部的《第六师第十六旅1941年概况报告》，无论是军事训练、军事目标都是针对日寇，且明确表明日寇又有可能来扫荡，“在溧武路以南黄金山区，打进山里去的口号没有提了，代以团结抗战，反对摩擦，实现民主，以进攻的防御，在顽后绝对秘密。在二、三游击区，以反敌汪‘清乡’准备，恢复二、三游击区，过去做过坏事者觉悟回来没有关系，用宽大为怀争取政策等口号，亦采取进攻的”，这些都表明十六旅时刻没有忘记日寇！显然由皖变以后的“打进山里去”改到防顽抗敌上了。

    “……现在的形势估计：1.整个形势的估计，敌在江南的兵力仍然是空虚，第二期‘清乡’在江阴、无锡、武进（即第四行政区），在年底才能结束，因此在铁路以南敌伪‘清乡’可能延到明年一月或二月。但‘扫荡’随时可能。2.顽军除深入敌后之投敌与我抢夺游击根椐地外，在溧水、溧阳、高淳等处顽军，估计今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向我们进攻可能性很小。敌伪在第三期向二三游击区‘清乡’时来一个夹击，这有极大的可能，因此现在顽军主要应付敌人大的力量，还不能抽出来对付我们”，他们怎么会忘掉虎视眈眈的日寇呢？

    且从塘马之战前的部队配置看，当时顽处溧阳城、南渡一线，在南方。而我四十六团在溧水，面对南京之敌，四十七团在茅山针对金坛、句容、镇江、丹阳之敌，四十八团四、五、六连及特务连都配置在西北、东北及正西方向，这不是铁一样的事实么，而做出罗、廖对形势缺乏洞察力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有的研究“塘马战斗”的地方党史办同志根本没有掌握当时的电文、文章等历史资料，任意猜测，这是很不正常的。

     (2)在分析敌情中，有人认为罗、廖没有从对日作战中引出敌之战术的规律性认识，这纯属臆测。罗、廖是有名的战将，无论是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还是在江南抗敌战场上，他们都是极其优秀的指挥员。罗忠毅的博望战斗，以及参与并指挥的官陡门、水阳、小丹阳战斗，廖海涛的赤山之战以及西塔山、高庄战斗，无不体现着罗、廖卓越的个人智慧。罗忠毅历任司令、参谋长，廖海涛多次担任军政要职，就是一个佐证，最有力的证明。在塘马交战前，他们已作过两次转移，怎么能说他们对敌之最常见的“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的原则缺乏洞察力，况且在新四军总结会议及文献报告中也已多次提到过日寇的这一原则，如赖传珠1941年7月的《抗战四年来的新四军》“对敌我战术的变化与发展中”就提到过。罗、廖对这样的文献会疏忽吗？至于武进吊桥战斗，敌人奇袭句容二区，以及西施塘战斗的发生并非是能不能洞察敌人的战术就能避免的，况且吊桥战斗与敌之偷袭句容二区与罗、廖没有联系。另外最直接的证据是罗、廖的《第六师十六旅一九四一年概况报告》中有如下记录“第一次在延陵南之王家战斗，将由珥陵来之敌寇七十余人，除逃脱九名外，全部歼灭。这一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日伪三千余人的分进合击。第二次在句容南镇街之龙岗，四十六团一营及保安司令部警一连受敌三千以上包围，我伤亡被俘杂务员共十一名，外无损失，主力已安全突围，敌伪伤亡三十余。”难道还不能说明罗、廖对敌之战术的认识？

    （三）“在对待敌人的进攻，十六旅领导有轻敌麻痹思想”并不充分。

    有的研究“塘马战斗”的地方党史办同志认为“在对待敌人的进攻，十六旅领导有轻敌麻痹思想”。如何看待“轻敌麻痹思想”这一问题呢？我们无法直接得知罗、廖对于敌情的误判真正主观原因是什么，但还是可以进行合理的推理。说轻敌，似乎依据不足，罗忠毅说“敌人来扫荡，我们就反扫荡”是基于他对敌人进攻国民党而言的，换句话说就是万一敌人来了，我们就反扫荡，这不能说是轻敌，这主要基于两点：一、若无大雾，敌人长途奔袭，分进合击，我们集中兵力歼其一路，从兵法上讲也讲得通。若不是国民党背信弃义让开防区，若不是集中了过多的机关人员，若不是大雾，这些都可以实施（新四军不能向南突围是国共摩擦的悲剧）。二、罗忠毅是二支队、江南指挥部、六师的卓越领导人，参与了对日寇许多次的战斗谋划，难见其有轻敌行为。三、这一句话带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不能单纯从军事观点上去判断。

    麻痹思想也难成立，否则不会在塘马战斗前作两次转移，真正原因是对敌情判断有误，没有从军事上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去考虑问题，没有采取彻底消除隐患的手段。

    （四）十六旅建军原则是正确的。

    有的研究“塘马战斗”的地方党史办同志仅凭陈毅对江南参观团的谈话和塘马战斗的损失较大去指责十六旅的建军原则有误同样缺乏依据。十六旅在1941年4月28日在宜兴闸口成立时发出通电声称“要建立一支坚强之正规军”。这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建军原则，但有些同志搬用陈毅的话”要短小精悍，机动灵活，不能学一、三师，数量要多，但要分散……等到时机一到，一声集合，便是10万、20万，便可建立正规化的模范党军。”陈毅的话是针对整个六师而讲，并不是单一地针对十六旅，是否正确，我们能否做到，姑且不论。比方说，刘少奇的《一致努力，长期坚持江南抗战——对江南参观团的讲话》“部队方面要建设正规党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军事技术，组织及制度正规起来”就和陈毅不一样，怎样解释呢？说明这是领导人的意见，而不是军部的决议。再则纵观当时苏南的形势，皖南事变后苏南只剩十六旅、十八旅，而又面临国民党军、日军夹击，战略空间非常狭小，形势也非常严峻，十六旅成立之始，茅山许多地区或为日寇控制，或为国民党控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拓宽战略空间，而茅山地区的大部分就不可能回到新四军手中，事实已经说明。另外，从军事理论上讲，战争的最大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那么敌人消灭不了，又怎么能保存自己，除非彻底放弃武装斗争。另外从战斗原则看，“以游击战为主，并不放松有利时机的运动战，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以达到消耗与消灭敌人之目的”是完全正确的。比方敌人分进合击，我们歼其一路，这歼其一路还必须有正规军。我们承认在当时条件下实施运动战有困难，但并非不是说不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建军。

    当时溧阳的北部处在日军占领的溧武路与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溧阳城、南渡、河口一线之间，两相对峙。中间有一条六七十里的广阔空隙地带，这一地区是我北入茅山，东进太滆，西联溧水，南下广郎的枢纽地带。要巩固这一地区，没有正规化的兵团怎么可能展开武装斗争，都是小股的游击队，这游击队又怎样生存呢？苏南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带，也是原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加之苏南百姓长期受尚文薄武的传统思想影响，没有坚强之正规军怎么应付得了日、伪、顽的夹击？历史证明，塘马战斗后如果没有二旅南下，怎么能对付得了顽军在溧水里佳山的进攻，后来强大的十六旅正是利用日军进攻国民党，国民党退守郎广以南之机，占领溧阳广德山区，以后有了战略后方作为依托，形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种结果也正是罗、廖等人所预想而未及实现的事。

    事实上也无证据证明罗、廖等十六旅领导排斥陈毅的意见，另外陈毅的“党的模范游击兵团”也包括正规化和党化，自然也有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内容，这从本质上讲和十六旅的建军原则并不矛盾。发展地方武装及小规模游击队，在罗、廖经军部的报告有明确的记载，十六旅在茅山地区一系列战斗也是采取了游击战术，说明罗、廖从来就没有忘记小规模游击队的建设，而扩军也是现实之需要，也是刘少奇等同志鼓励的。罗、廖对部队的整训、扩军和开会发展地方武装正是两者的结合。有的研究“塘马战斗”的地方党史办同志仅仅根据军部领导人对江南参观团的讲话，便比之为皖南事变中的中央指示，而把罗、廖的建军活动比之为项英等人的搞“大衙门”摆“大场面”，这样的推理具有明显的不合理的主观意识。 

    （五）在塘马时期部队的整训和一系列活动是必要的。

    有人质疑罗、廖为了把十六旅建设为“正规军”，搞“大衙门”、“大场面”，旅部集中1000多名指战员在塘马村及其附近的村庄进行整训，还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如频繁地召开了纪念巫恒通牺牲大会、新四军成立4周年大会、运动会、军民联欢会……必然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及至发现日寇的进攻，要组织大部分人转移，那就难了，如果能……其结果何至如此。

    首先，如何看待整训，请看看军事上我新四军战术实施时的弱点。第一，缺乏干脆消灭敌人的战术机动；第二，火力与运动缺乏紧密联系，我方火力部队往往不能适时援助步兵前进和充分的动作。第三，掌握部队不够确实，协同动作不够紧密，往往造成个人英勇，各自为战；第四，侦查工作做得不够，因此，了解敌情差。第五，射击技能不高，射击指挥不精确，以致耗费弹药，而不能收到应有的杀伤效果；第六，缺乏对敌特种兵种与联合兵种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这是赖传珠在《抗战四年来的新四军》中总结出来的，从活跃在苏南的十六旅的情况看，至少第五个弱点是非常明显，四十六团、四十七团都在扩军，四十七团及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部两个连几乎全是茅山子弟兵，作战经验，战术素养以及军事技术非常差，不整训何以能战？另外从政治上看，四十八团进入塘马前在锡南发生顾部苏征西叛变，四连艾福长带机枪一挺，步枪半个班叛变，四连两个班全部被消灭，有的战士存在思想问题，时有逃跑，如不整训，又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事实上经过整训后的四十六团，队伍扩大，战斗力增强，成为坚持苏南斗争的十六旅的生力军，而四十八团在塘马战斗中血战竟日，也是因为整训后战斗力提高所致。

    至于体育比赛，如果看过项英的《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周子昆的《军队中的体育》、《五师政治部关于开展部队娱乐与体育工作问题》等文献以及《抗敌报》社论《发扬体育提高战斗力》的文章，只要了解无论是在军部还是在江南指挥部或其它新四军部队，都举办过体育活动的记录，就不会对十六旅举办体育活动加以指责，说成是招致敌人注意的诱因。因为部队最基本的要求是强大的作战能力，这一战斗力的巩固与提高，不仅仅是从政治上武装头脑，使每个指战员具备着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同时还不仅仅是军事上武装手足，固然军事和政治是构成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但是假若军队中的指战员个个文人雅士般走路数着石板，一月工作，三日病院的豆腐身体，处于疯狂浪卷的场合，他怎能做持久战呢？

    要把敌人对塘马的袭击说成是因为整训与体育及其它正常活动招致敌人的注意，那就无法理解没有进行这类活动的巫恒通部、陈洪部及四十六团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另外从安全角度考虑，如果认为整训与体育活动是必要的，那么塘马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茅山根据地大多是游击区，只有溧武路以南，溧阳城、南渡镇一线以北是相对平静的地区，且这一地区在大革命时期以及一支队和后来的江南指挥部活动时期，我党我新四军有着大量活动，有较为浓厚的群众基础。黄金山三战三捷后，溧阳北部为十六旅控制，且塘马西北、正北、东北都是相对较高的丘陵山地，南面是广阔的平原，是屯兵据守的好地方，且这儿离敌据点相对较远，如果不是一些意外的因素（如天气），以及国共反目，部队难以南移，以及国民党让出防区让敌人形成合围，那么战斗的结局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总之，新四军引起敌人注意并非活动所致，而是新四军生存空间太小，像塘马这样相对安全的地区离敌人的据点最近处不到十公里，要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是不可能的，除非放弃抗战。

    因此，有的研究“塘马战斗”的地方党史办同志把塘马战斗说成是整训与体育活动所致，缺乏对历史的深度把握，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

    （六）从战略空间、战略态势及溧阳北部地区的战略地位看，本质上的塘马战斗不可避免。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塘马战斗不发生，从理论上讲，就无法肯定怎样的战斗是塘马战斗。所以我们只能做一般的推论，如果情报透明度较高，罗、廖当晚作出转移，情况会怎样。推论一，敌人像上两次一样不出动，那么我们内部肯定有问题了，这个问题还会延续下去，更可怕的战斗还会发生，仅不过地点难以确定。推论二，不期遭遇，那就是我军一部在转移中与敌遭遇或转移后与敌遭遇，（如转移到溧水地区或太滆地区与敌遭遇）推论三，我军全部化整为零转移（事实也难以成立）那么11月28日不会发生战斗。

    从严峻的现实看，放弃溧阳地区，旅部与机关往哪儿转移呢？北移，难，有四十七团，且溧武路以北，与敌据点太近。东移长滆地区？东路清乡后，连独立二团都难以立足，如果能有战略空间，那么旅部就不会挥师西返了。西移和四十六团会合，敌求之不得。如果推论成立，塘马战斗会不会避免就有答案了。我们认为具体的塘马战斗也许能避免，本质性的塘马战斗不可避免。问题的本质是我新四军战略空间太小，自新军成立伊始，国民党便借刀杀人，规定新四军一二支队活动的范围为长江以南，溧武路以北，南京江宁以东，江阴无锡以西，这样狭窄地带实在难以开展游击战争，更不用说这是敌伪的心脏地带。

    一支队、二支队东进苏南后，开展了一系列游击战斗，取得了一定的战果。1939年11月，江南指挥部成立后，也取得了一系列对敌斗争的胜利。除了新四军英勇善战外，还有二个原因：一是日军起始对新四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共合作初期，两党两军关系还好。当时战略空间虽小，但新四军可以背对国民党和日军周旋，还有回旋的空间。但是国民党很快改变了抗战合作的态度，1940年夏，冷欣开始紧逼，想把新四军逼到溧武路以北。陈、粟大军只好离开暂借地——江南指挥部居地水西村北上。国民党军队乘机楔入茅山地区，西塔山一役新四军取得胜利，但茅山地区并不完全掌控在新四军手中。皖南事变后，苏南的二支队被迫移至太滆地区，新军部成立、六师成立后，十六旅毅然西返，但原茅山地区、江当溧地区尽失，在该地区不仅没有立足之地，而且还要与敌、伪、顽二线作战。黄金山三战，十六旅才在溧阳北部立稳脚跟，后四十六团连克大浦干、西旸、郭庄庙、石马桥等敌伪据点，然后又西进恢复江、当、溧地区，形势才有所好转。

    但不久，敌人清乡，十八旅北上，十六旅孤悬江南。四十八团个别领导人因无信心动摇，放弃苏西、锡南斗争，独立二团程维新又动摇不定，新四军的战略空间又一次被压缩。更为可怕的是，日军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下定决心要肃清苏南的抗日力量。无论是清乡，还是对茅山地区梳篦式的扫荡，目的只有一个，他们不允许有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存在在他们的心脏地带。所以他们利用步、骑、炮联合兵种三千余人的机动兵力，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坚定抗日的十六旅部队。而盘踞溧阳南部的国民党军与新四军又水火不容，他们也时时地想消灭在他们北面的新四军。在那样的战略态势下，只要十六旅坚决抗日，像塘马这样的战斗就不可避免。  

    另外，从战略地位看，当时的溧阳北部地区处在日军占领的溧武路与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溧阳城、南渡、河口一线之间。中间这条几十平方公里的空隙地带，是我北入茅山、东进太滆、西联溧水、南下广郎的枢纽地带。占领这一地区，十六旅在失去锡南、苏西，在日、伪、顽南北夹击中才有军事生存的依托，才有休整、扩军、发展的契机。如果失去这一地区，新四军的生存将会受到极不可预测的威胁。事实上，塘马战斗后，十六旅即使在二旅南下合并后处境也十分险恶，一度被逼得几乎北移，直到伺机占领郎广山区后，形势才彻底扭转。

    因此，罗、廖在塘马战斗前二次转移又二次返回塘马以及11月27日晚上没有作出转移的决定，这一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溧阳北部地区实在难以舍弃。

    因此从战略态势、战略空间以及溧阳北部地区的战略地位看，本质上的塘马战斗不可避免，只是地点、过程会有所不同而已，除非新四军放弃抗战或者采取难以预测结果的化整为零的战略战术。

    （七）罗、廖在战斗中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是为抗日大局出发所致。

    两位首长亲临一线指挥本属罕见，又同时牺牲，这在共产党的抗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往往形成许多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人认为罗、廖不必亲临一线，至少两人不必同在一线，这样可以避免同时牺牲；也有人认为罗、廖的行为有些鲁莽，战术应用不当，缘由是“新四军关于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致滕代远、左权电”中阐述塘马战斗所受损失原因时曾提出：“……二、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时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这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有的研究工作者据此认为十六旅部队好勇无谋，采取冲锋战术，罗、廖亲临一线带头冲锋，遂招致极大的损失。（笔者在前文已说明当时师部是在塘马战斗后不久还没有听取战斗汇报，仅根据十六旅时断时续的电文作出评述的，后谭震林南下听取详情后作出了新的评价。）

    事实的情形到底如何？罗、廖亲临一线有无必要，当时到底采取了什么战术，是不是电文中所说的带头冲锋？
塘马战斗发生在早晨七点钟左右，敌人半夜出动，乘着迷雾，摸掉了十六旅外围的哨所，有的到达了离塘马村最近处只有一二公里的预定位置，早晨我五连哨兵尹保生发现敌情鸣枪报警，敌人便从西面、北面扑来，不一会儿又从西南方向迂回而来。

    敌人出现在眼皮底下，应该出乎旅部领导人的意料之外，据村民袁秀英讲，枪声一响罗、廖拿着望远镜奔到村西高地沟沿坟观察敌情，欧阳惠林的《塘马战斗》① 记述，“……不到三分钟，就听到西北方向有稀疏的枪声。接着罗旅长、廖政委先后来到塘马村西头祠堂前的空坪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正说着，罗、廖两位已从望远镜里看到西边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越过竹箦桥，向后周方向迂回前进。他俩交谈着，指点人数，这时西边的敌人向塘马村方向开了一炮，四周枪声大作。”

    村民崔玉英生前曾说，她从塘马村向南撤退时，子弹如雨点般落下，河中的水珠跳跃，瓦垄上的瓦片嘎嘎作响，炮声一响，西面一片火红。

    应该说那时的形势万分危急，敌人已经迫近塘马，稍有差池，苏南党政军机关人员及十六旅在塘马地区的战斗人员可能全军覆没。

    此时罗忠毅迅速作出决定，由王直率领机关人员向尚留有缺口的东面迅速转移，然后收缩兵力迅速阻击，保证机关人员安全转移，部队在完成任务后伺机突围，随即罗建议廖率部先行转移，廖没有走。

    当部队收缩到塘马河一线后，罗忠毅命廖海涛率领最后一批旅直属机关人员赶快突围，但廖不肯去，坚持要罗忠毅先行转移，此时王胜也请求留下阻敌，罗忠毅没有答应，而是让王胜随旅直人员转移，自己坚持留下，而廖海涛还是坚持留下阻敌。

    从文字资料上看，最后见到罗忠毅的撤退人员是五连指导员陈浩，当时他率领五连炊事班人员和小鬼班人员向东转移，当他离开塘马村东时，看到罗忠毅身边只有几个警卫，他问罗要不要留一部分人员保护他，罗摇了摇手。陈浩四望时，见罗忠毅站在塘马村东的高大的身影，他没料到这是他最后一眼看到亲爱的首长。

    陈浩撤退时，敌人已迫近塘马村边，他没有见到廖海涛，那时廖已率领特务连作战了。

    从当时的形势看，敌人已是从三面合围塘马，那样严峻形势非一般人能够承受。敌我力量悬殊，人数比例为6：1，加之敌人有骑、炮、坦克、各种轻重武器，苏南地形平坦，无险可守，塘马随时可以淹没在火海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留下，那么在随后的王家庄战斗中就不可能坚持那么久，那么转移出去的人也会被敌人迅速追上，整个突围将变成泡影。罗忠毅是基于这样的形势留下阻敌，这种做法是明智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特务连战士林忠和曾回忆，当时敌人成批地往上冲，有些战士面露怯意，而罗忠毅镇定自若，“老林不要怕，敌人没什么了不起，”特务连战士见罗司令亲临一线，士气大振，奋奋跃起，阻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