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遗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也是我父亲为国捐躯43周年，母亲离开我们21周年的纪念日。我的母亲—边益珍，大字不识一个的小脚老太太。她的一生有着不寻常人的故事。

    妈妈虽然是个农村老太。但她对参加抗日的父亲的工作非常支持。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妈妈热情地接待父亲的战友，替他们收藏机密文件，拥军拥属照顾伤员。而且父亲交代的事情她从来不含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在县里领导发动全民抗日救国。回家的次数很少。而且由于革命的需要，父亲要把大哥大姐二哥送进革命队伍，在那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的局势下。母亲虽然有些不舍，但二话没说打点行装送走了孩子们。大姐在安国县妇联救国会做发动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军工作。大哥二哥参了军。我记得母亲曾给我讲过她遇到的最危险，也是最提心吊胆的一次经历。那是大姐参加工作后的一天，大姐和另一位县妇女救国会的同志，回村发动妇女们参加抗日救国动员会。散会后姐姐回家看望妈妈和弟弟。进门还没说几句话，就听有人喊：“鬼子快进村了。”妈妈说她从来没胆小过。可这次她害怕得不行。她抱上小哥，从灶堂抓了一把灰，末在姐姐脸上，并顺手把姐姐头髪搅乱。对姐姐说快去碾棚里躲起来。姐姐在前面，妈妈一手抱着不会说话的四哥，一手拉着三哥跑到院里的碾棚里，躲在了扇车挡风处半截围挡里。还严厉的告诉姐姐和哥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哼声。说话中她把奶头拉出塞进小哥的嘴里，并紧紧的把小哥抱在怀里。鬼子在我家三进三处，也没发现她们。就这样姐姐躲过了一劫，可由于妈妈抱的特紧，小哥差点被憋死。那次被抓走的几个人都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

    还有一次父亲半夜回家，交给母亲一包东西，说: “这包东西很重要，你要把它藏好，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自家孩子也不能看。我马上要走了，这东西三天内我会派人来取。来人肯定要穿一件你亲手做的衣服或是鞋袜。记住没穿你做的衣物的人，就是最熟悉的人也说不知道。三天后如无人来取你就把它烧掉，不要让孩子们和任何人看见。记住这东西比咱全家人的命都重要”。说完父亲拿了两件衣服匆匆离家而去。妈妈在慌恐不安中等了三天。第三天下午家中来了一位穿戴考究的年轻人，他说自已是我父亲手下的一名队长，是新派去的政委让他来取东西。我母亲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政委。来人在几间家徒四壁的屋子里转了一圈，讪讪而去。妈妈又等了一天，也没见到穿她亲手做的衣服的人来。晚上自已偷偷把东西烧了。后来母亲才知道，那东西是党的绝密文件。那天来的人是汉奸。

    那个时期，因为父亲是河北省安国县组织部长兼抗日大队政委。鬼子张贴悬赏告示，到处捉拿父亲，母亲告诉哥姐们，在外面谁问你爹是谁，都不准说。所以那个时期，在街上有人问哥哥姐姐是谁家孩子，你爹呢?他们都说：“我爹死了”。而且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扑，在村长的建议下，有半年的时间妈妈带着孩子们，晚上睡在村南头（村边）的雪爷家。（同族爷爷）

    在那动荡的战争年代里，一个小脚女人独自抚养几个幼小的子女。少吃没穿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孩子大一个走一个。就是这样，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苦，喊过累。时局兵荒马乱加上天旱少雨连续三年闹灾荒，庄稼颗粒无收。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出门讨饭。可母亲挺直腰板带着孩子们下地挖野菜，上树摞树叶，半糠半菜度时光。我记得（可能三、四岁时）妈妈做饭半锅水放一把米，上边蒸上山药（红薯）白菜。饭熟后用笊篱把米粒捞到碗里，也就半碗多点稀饭。让我自己吃，妈妈和哥、姐吃山药和只撒一点盐的白菜。喝米汤。我吃剩下的一点稀饭，比我大三岁的小哥要吃妈妈不让，说：“她还小呢，留给她下顿吃。”小哥不哼声的离开了。这件事在我的记忆里伴随我长大变老。每当想起就心酸酸的。我长大后妈妈告诉我，那时家里两年没有吃过三顿饭。晚上孩子们饿的睡不着觉，她就让孩子喝一碗凉水。日子就是这样艰苦，生活好一点的乡邻，在街上给母亲一把菜或是半碗米，母亲都是婉言谢绝。乡亲们知道了母亲的坚强，就把想给的菜或米送到家里。这时母亲才千恩万谢的收下。并教育我们，长大后要记住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三哥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六七岁时，有一天三哥从外边回来，看到有人在扒我家房檐。他跑到屋里问娘；“谁在扒咱家房檐？娘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为救你三叔”要知道那些日子我妈妈和爷爷的关系相当紧张，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但是我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八路军。叔叔被日本鬼子抓进了炮楼和老百姓关在一起。爷爷为救儿子扒砖卖钱。爷爷家的房子也有房檐，他不扒自己的来扒我家的。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没吱声。这需要有多么宽阔的胸怀。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品质就是我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母亲。妈妈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母亲。

    解放后，我家第一个参加了合作社。二姐也参了军。三哥四哥和我也上了学。但父亲的消息一点没有。母亲找村里、区里、县里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算嘛事。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吧。在多方努力下一九五五年，县里把父亲的烈士证，和抚恤金送到了母亲的手里。我家门上的抗属牌换成了烈属牌。

    妈妈拿到父亲的抚恤金后没哭。而是做起了盖房的打算。那时三哥在定县上中学。四哥在安平上师范。我在沈阳跟大哥上小学。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她要把几十年前的老房子拆掉，盖五间新砖房。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小脚老太自己张罗盖房，谈何容易。在哥哥姐姐的劝说无效后，大哥二哥只好寄了些钱，帮妈妈完成心愿。后来妈妈告诉我，为赶集筹备盖房的东西，她一到集日，一天就只能吃一顿饭。从早到晚她赶五、六次集。她的坚韧不屈的精神感动了村里的男男女女，大家都提前给她打招呼说：“盖房时一定给帮忙。”动工那天全村男男女女几十口子人自带工具前来帮忙。场面十分壮观。到开饭时，干活的人全部走了。几个帮忙做饭的女人蒸出来的几笸箩馒头在那放着没人动。下午开工，人又一个不少的来了。为此妈妈找了了几个同族闺女媳妇，晚上整个村的去送馒头。第二天停止了做饭。我家的五间砖房用了七天就盖好了。这在当时十里八村都是没有过的。真是一个奇迹。（众人而言）。房盖好后的第二个年头，妈妈去了沈阳大哥家。房子留给了村委会办公。后来成了村里的仓库。六 0年妈妈曾带着她的一个孙女回家住了半年。一直到妈妈去世她再也没回过老家。对于费力盖的新房只住了不到一年，她从来没后悔过。她的理念是我用丈夫的抚恤金，克服重重困难盖下的房子。给村里人留下了念想。这就是一个农村老太的胸怀。这就是我不识字的平凡的母亲。母亲一生没有参加工作，但她对革命的支持，对丈夫的帮扶，对儿女的影响和教育，是实实在在的。她不愧为革命者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