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顺着道路下坡，行驶到头是一片平整的水泥地面，就是江界河的江边（南岸）和停车场。旁边坡上立着“江界河港口”石碑。

    水面大了，当年的渡口变成了今日的港口，水边停着船。

    站在江边（不如说是港口边）放眼望去，两岸青山依旧横亘，江中的水泥船架着棚子，很有些江南乌篷船的味道。

    左侧江对岸山体的裸露处，四个巨大的红色石刻字“乌江天险”为杨成武将军所题。

    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碑记所述，渡口遗址和原来红军坟的位置都淹没了，原来渡口的许多历史遗迹，如古碑、古栈道、古石刻也看不见了。

    据以前到过这里的自驾友说，附近的江界河村（因村里犹姓偏多，又叫犹家坝）因修建水电站而被强制拆迁，当年为红军渡江撑船七天七夜的已故船工犹泽洪家珍藏了三代的渡船船板被迫卖掉了。

    重庆晚报记者陈富勇在水电站没有竣工前的2005年6月对江界河村的采访——据当地村民介绍，江界河渡口水面宽约250米至300米，北岸是峭壁悬崖，南岸是一片起伏地。大坝蓄水后，乌江水位将上涨130多米，南岸大部分耕地都将被淹，涉及江界河村的数百户居民。去年11月，村民和县乡移民干部发生了纠葛，“我们希望能早点解决。”村民说。江界河渡口曾经是黔东南通往遵义的要道，以前每天曾有上千辆车通过。村民颜香美告诉记者，自1996年上游江界河大桥通车后，渡口顿时落寞。这几年，由于移民搬迁，江界河村发展缓慢，尤其在去年发生冲突后，渡口更加冷清。 记者表明真正来意后，村民们很热情地找来本村年纪最大的三位长者——79岁的尤泽辉、86岁的尤泽雨和77岁张继斌。他们都是红军当年突破乌江的见证者。“红军还没来时，国民党就向老百姓散布谣言，说共匪所到之处，一路烧杀抢掠，还要放毒，村里老百姓都吓得躲到山上去了，只留下老弱病残。”虽然当时只有7岁，但尤泽辉仍记忆犹新，“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红军来了后又送饭又帮忙干活。我哥尤泽洪是帮红军抢渡乌江的两个船工之一，临走时红军还送我哥哥一匹布。”“临到渡江那天时，枪声就像炒胡豆一样，辟辟啪啪……”最让老人们记忆深刻的是红军搭浮桥时，几次被激流冲断。当地老百姓搬出自家的磨子捆在竹伐上，拿出门板搭在浮桥上，“那时老百姓真把红军当成了自己亲人。”让村民想不通的是，拆迁渡口的红军纪念碑将移至上游大桥处。“我们要把它安置在移民村附近，这是我们的历史财富。”村民甚至计划，将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培养成专职解说员，发展红色旅游。来瓮安县前，贵州省委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和谐社会这个提法，其实是1988年胡锦涛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当时胡锦涛在毕节考察时，发现这个红军走过的地方落后的面貌依然没有改变。针对毕节恶劣的自然条件，胡锦涛提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其实，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不但要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社会才可以在以人为本的目标下和谐发展。”这个干部说。离开江界河前，记者特地租了一艘快艇进行告别游。70年过去了，乌江依然激浪滔滔，绝壁悬崖峻峭挺拔，但两岸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杨成武将军回忆中的密密翠竹早已荡然无存，吼声如雷的险滩“震天动”上方，飞架起亚洲最大的桁式拱桥——江界河大桥。“那里就是老虎洞。”船老板指着南岸一个陡坡向记者讲解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壮烈场面：1935年1月2日夜里，连长毛正华带领4名战士，从那里出发，成功偷渡到对岸，在对岸的岩石下躲了一夜。第二天红军强渡乌江中，这支生死未卜的小分队突然冒出，像一把尖刀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不久的将来，渡口、红军碑以及这些战斗遗迹——都将永别我们的视线。

    我们环顾江两岸，毛连长等人当年的渡江出发地“老虎洞”，还有他们在对岸隐蔽潜伏过的山岩至今可在？但借助长焦镜头仔细看，远远的对岸（北岸），江边有两座碉堡，不知是否为当年的“真迹”，是否是回忆录里的“火金山碉堡”的遗迹？

    倒是可以看得见对岸的盘山道和景区里散布的亭台楼阁，但是要想渡江过去再回来，时间不够用啊。

    我们想象着红军当年以竹筏强渡的情景，想象着红军工兵们奋勇架桥的情景……

    驶离停车场，爬上坡，我们不禁又停下车来，再看一眼毛泽东他们渡过乌江的渡口、挺进遵义的渡口。宽阔的江面延伸着，依然是通往红军当年胜利进入遵义的方向！

    离开江界河渡口，我们驶往下一个、也是我们决心要到达的第三个乌江渡口——茶山关渡口（遵义县）。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