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仪是式，亮节高风”。这是九十高龄的许德珩同志为蔡和森烈士、蔡畅同志兄妹的母亲—葛健豪题写的赞词。葛健豪一生具有坚贞的情操，高尚的风格，她所有的举止，不仅是所有做母亲的、而且是每个革命者的楷模。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县）人。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七日（同治四年乙丑六月二十六日），诞生在荷叶地方的一户大姓人家桂林堂（今信永公社双鹤大队桂林生产队）。父亲葛葆吾，原为“太学生”，后在曾国藩的湘军任哨官，因作战有功，被提为监察史及按察使，一八六八年二月，在湖北与捻军作战，阵亡于蘄水县兰溪镇潭坳，年仅二十七岁。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清廷曾诰授他为“通义大夫”，赐“太常寺卿”，给“骑都尉”世职，并在“京师昭忠祠入祀”，“国使馆立传”。母亲陈氏，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妇女，丈夫阵亡后，带着健豪兄妹跟着年近六十的家娘度日，辛勤地把他们养大成人。葛健豪十岁时，在哥哥望嵚的教学下，能写一手好字，刚满十六岁，嫁到七十里外的永丰镇，同蔡林蓉峰结了婚。蓉峰的父亲蔡林寿嵩，原是她父亲在湘军要好的同事，曾带着儿子到荷叶去看望过她的一家，早就促成了蔡、葛两家这门亲事。

    蔡家除在永丰镇开设了很有名气的“蔡广益”辣酱店外，每年还有上百担地租的收入，生活是十分富裕的，一八九三年左右，蔡林蓉峰利用同曾国藩的亲戚关系，投靠了曾国藩的女婿聂缉规，在他于上海开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谋得了一名小官员的位置。她跟随丈夫到上海，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第五个孩子蔡和森就在这里出世了。

    在上海，葛健豪虽是一名家庭妇女，但她并不要求自己做良母贤妻，而且留意时局的动荡和社会的变化，着意了解总局工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痛苦生活。她经常到工人家里去走访，送钱给那些挨饿的工人，而且劝丈夫不要学监工把头那样动手打人。有次，有个劳累成疾的工人来找蔡林蓉峰，想请他说个情要求厂里不要开除自己。蔡林蓉峰不仅不给予帮助，反而把这个工人从家里赶了出去。为这件事，她同丈夫发生了争吵，愤而离开上海，带着刚满四岁的蔡和森回到了娘家荷叶。

    葛健豪的哥哥望嵚，是个秀才，承袭了父亲的“骑都尉”世职，虽在外面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官，但回家后过着十分清寒的隐居生活，她们母子的回来，给葛家增添了欢乐，当哥哥把塾师请到家里给两个孩子课读时，她也带着自己的孩子伴读。她最爱读唐诗，经过几年的伴读，居然能诗会文，成了当地一名有文学修养的女中文士。

    时代的动荡，仕途的倾轧，使得并不能跻身上层官僚的蔡林蓉峰，也感到自己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大约是一八九九年，他也回到了家乡永丰。因妻子回了娘家，他把家里一些财产变卖，在荷叶岳母家不远的地方，买了“光甲堂”（今白碧公社扬术大队井湾生产队）一栋房子，领着全家在这里定居下来。一九OO年五月十四日，她的第六个孩子蔡咸熙（蔡畅）就在这里出世了。

    一九O七年，秋瑾的被杀，对葛健豪的思想影响很大。原来，秋瑾的婆家是荷叶另一个大户王姓，父亲王黻承是曾国藩的表侄，与葛家也有远亲。一九O六年秋瑾从日本归国后，为借办大通学校的名义组织革命机关，曾回过荷叶向王家索取银二千两；为不株连家族，她在荷叶宣布与家人诀别，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不明真相，莫不骇怪，以为是疯癫。而葛健豪十分敬佩她是“智仁勇兼备的女子”，经常勉励教育自己儿女，要做秋瑾那样有益于社会的人。第二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被害后，尸体运回到了家乡，她与儿女们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在“光甲堂”居住期间，葛健豪家里也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变。一九O三年她慈祥的母亲去世；一九O四年年纪十一岁的二女儿蔡顺熙，从吊楼上跌落下来夭折；一九O七年二十二岁的大儿子蔡麟山患白喉死去。这些不幸事件的相继发生，她以为是“光甲堂”这个屋场风水不好，一九O八年当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便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到了老家永丰镇。

    这时，葛健豪身边只有三个孩子了，即年十九岁的蔡麓仙，十三岁的蔡和森（原名和仙）和八岁的蔡咸熙。由于家庭日趋破产，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麓仙在自家门前摆个摊子，做点小买卖；和森进蔡广祥店当学徒；咸熙白天帮母亲做点家务，晚上母亲教她识字。但这样安排儿女们的生活，并不是这位做母亲的心愿，当儿子蔡和森三年学徒期满后，立志要上学读书时，她欣然同意。母亲的支持，成了儿子发奋读书的动力；儿子读书的优异成绩，又给母亲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她什么都听儿子的，尤其喜欢儿子讲时局的变化和革命的消息。当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她听到儿子和森说政府号召剪辫子的消息时，认为这是一件转变社会风气的大事，于是带头把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剪了。她的行动，曾给永丰这个小镇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全镇剪辫子的人很多。后求，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可惊的妇女，当一九一一年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实际只有四十六岁—笔者），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决定不仅是她的孩子们，连她自己都受到教育。”（韦尔斯诺著：《续西行漫记》）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她越来越感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时，她决计送儿子进省城去读书。因当时家庭已经破产，拿不出旅费和学费，她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一包首饰拿出来，交儿子去典当，使儿子蔡和森在一九一三年远离家乡，走上了读书救国的道路。

    葛健豪不仅积极支持儿子读书，还支持女儿同封建习惯势力作斗争。在当时，别的人家都把女孩关在房内，遵守着“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她却让女孩蔡咸熙到外面跟着男孩子一起玩；别人家的女孩子几岁时就要缠脚，她不这样做，所以蔡畅（咸熙）从来没有包过脚。特别是一九一三年夏，蔡林蓉峰为得五百元银洋的“聘礼”，要把年仅十三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做小媳妇，她更是万分气愤，激励女儿同父亲抗争。为了女儿免遭迫害，她要女儿躲到长沙的一个亲戚家去。正是由于有这样好的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顺利地来到了长沙，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开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紧接而来的是蔡林蓉峰的离家外出，丢下家里不管。但葛健豪对于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而是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像秋瑾那样，彻底打破封建的枷锁，走自由解放的道路。

    正在这时，蔡和森从省城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同儿女一道去长沙寻求新知识。和森告诉她，省城有个女子教员养习所，是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她觉得自己如能致力于女子教育，确是有益于社会的事。于是，她要求儿子在下个学期带她去考那个女子教员养习所。并打发儿子到衡山去把已经出嫁的大女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去读书。

    一九一四年春，年近五十的葛健豪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三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五人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去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让她报名。她十分气愤，要儿子帮她写张状纸，到县衙门那里去评理。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就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四字，另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被免于考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大女儿蔡庆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进了幼儿园。她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曾在湖南传为佳话。

    葛健豪在女子教员养习所是十分勤奋好学的。为了尽快地掌握知识，她刻苦攻读各科课文。每晚学校的就寝钟声响过后，她还要自学几个小时才睡觉。她尤其喜读国文和唐诗，许多唐诗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她还不顾自己年纪大和缠过脚的困难，坚持上音乐、体操课。这对于学校女生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参加音、体等活动，起过很好的带动作用。在学校里，大家都乐意地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老师们也喜欢这个“老学生”。因为这样的学生在当时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她的勤奋求学精神，还赢得了毛泽东等一批有志青年的由衷敬佩。一九一四年春，毛泽东从湖南第四师范转入一师后，很快地与蔡和森相识了，通过与蔡和森的同学关系，也很快地相识了葛健豪，每次一见到她，总是亲切地尊敬她“蔡伯母”。她也很敬佩毛泽东，不仅经常鼓励儿女们要以毛泽东为楷模，而且自己也成了毛泽东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动最热情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一九一五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毕业了。她回到家乡后，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儿女们非常赞成她的主张。蔡和森还利用假期专程去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同意再在永丰镇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并明确县城的这所女子学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永丰镇这所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她任职以后，立即着手征聘教员，组织开学的筹备工作。

    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观音阁。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曾办了一个女学堂。由于规模小，进学堂读书的全是些少娘、小姐，辛亥革命后，学堂受到社会的冲击，也就办办停停。第二女校决定筹办后，根据葛健豪的要求，改造环境，改变学科，重新组织开学。第一个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从第二个学期起，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班，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约一百多人。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职业，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妇女。不仅免收学费，对缝纫、织业班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这对于鼓励劳动青年妇女求学和开辟就业门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进了一个自由天地。”

    葛健豪既是二女校的校长，又是该校的教员。她非常重视国文课的教学，认为要取得女子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要掌握同男子一样的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按照当时教育的规定，学生必读《圣经》，星期天要做“礼拜”，祷告上帝，她根本不搞这一套。她常把《圣经》课改上国文课，利用做“礼拜”的时间，给学生讲时势、论国事。这时，她儿子蔡和森已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转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吸收的新知识也越来越多，他经常用书信的形式向母亲及家乡传播新思想。葛健豪每次一接受儿子的新思想，就立即向学生传播，使二女校办成了一个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