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作为中央苏区“五老”中年龄最大的一员，年过半百，担任的三项领导职务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几十项工作，从检察、审判到司法调解，从苏区干部教育训练到苏区人民的衣食住行，从苏区政府的筹粮征税到人民群众的修路建桥，大到部队供给，小到保护耕牛，无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面对如此纷繁的工作，何叔衡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公道正派的工作作风，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为群众做出表率。在工作中，他一身正气，公道正派，把好处让给群众，把困难留给自己，在群众中树立起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

    何叔衡的古道热肠令他一上任就和教条主义发生了冲突。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刚刚颁布，里面有一条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何叔衡对这一条非常不理解，就提出意见：如果地主不分田，他们吃什么？如果叫他们给别人耕田，他们不是又成为别人的雇工了吗？革命不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吗？但何叔衡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

    中央政府工农检查（察）部对内担负着检查、监督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政令畅通，防止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现象发生；对外担负检举、打击违反苏维埃政府法令、扰乱苏区社会秩序，破坏苏维埃工作的犯罪分子，保障正常的工作、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能。面对工作千头万绪，各种法规、制度来不及建立，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的重重困难，何叔衡忠实地履行职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勤奋工作，并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做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快使工农检查（察）部走上了正轨。

    为了准确地掌握各地的实际情况，他经常派干部分批轮流下到各地，检查各种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偷税漏税、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检举、控告材料。在审理案件时，何叔衡更是坚持原则，执法如山。他认定：人民叫我当法官，我就要为人民当好这个法官，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他在对下面报上来审批的案件时，总是仔细审查，反复推敲。

    但不久何叔衡就发现，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只要何叔衡朱笔一点，就可以执行。但何叔衡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一些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说嫌疑人“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还请你们回答回答。”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1933年5月26日，他在审批瑞金县苏裁判部第20号判决书时批写道：“关于朱多伸判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多伸一名由枪决改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同年10月10日，他在给会昌县苏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第二号判决书主要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发生了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

    但是，何叔衡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贪污腐败分子却从不心慈手软。谢步陞是瑞金县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原为暴动队队长。掌握了一点权力后，为非作歹，贪污公款，强奸妇女，杀害叶贺部队掉队军医、占有其金戒指和毯子，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卖给全苏大会用小斗，偷盖中央政府管理科印章，生活腐化堕落，与富农老婆通奸并把自己的妻子卖了。接到举报，何叔衡见案情重大，便将此案接过来并很快组成专案调查组查清了谢步陞的犯罪事实。谢步陞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陞并无大错，是某些人报私仇故意向他发难。谢春山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攻击中央工农检查（察）部是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与中央路线相对抗。于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通知中央工农检查（察）部和调查组将谢步升释放，说谢步陞的问题，由中央局调查处理。何叔衡即亲自向中央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民心！”1932年5月9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开庭终审，维持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公审的“原判执行，把谢步陞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没收个人一切财产。枪毙贪污犯谢步陞，是中华苏维埃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严惩谢步陞，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看到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使各级干部意识到贪污腐败是犯罪行为，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是绝不容许的。

    陈景魁是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经常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并勾结地痞流氓，欺压群众，横行乡里，强奸了3名妇女。有一次，陈景魁见一少妇长得漂亮，便把她灌醉奸污，其丈夫知道后到区里告状，被陈景魁收买地痞流氓打断手腿。1932年5月，中央工农检查（察）部得到举报后，何叔衡亲自带人到瑞金县委组织部驻地黄柏村调查核实，还查实陈景魁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罪行累累、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民团”团长。何叔衡即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却很快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何叔衡见后坚定表示：“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得安宁，革命何能发展！”当时上面还有人传话说情。何叔衡速战速决，将陈景魁公审枪决，并严惩了有关地痞、打手。瑞金人民称颂何叔衡为“何青天”。

    1933年10月，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央政府决定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给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负责组织施工。可是，左祥云却贪污公款（大洋246元），私开路条，并携款潜逃，盗窃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甚至企图逃到湖南组织地主民团武装进攻苏维埃。中央工农检查（察）部根据群众举报，何叔衡即组织力量迅速查处了这一要案。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最高法庭举行公审，“判决左祥云处以枪决”，并追究领导责任，对有关领导人分别处以监禁、罚苦役等（《红色中华》第151期）。处决左祥云，一时震动苏区。

    何叔衡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察）部长亦称苏区第一任“检察长”，兼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善于调查研究，坚持秉公执法，严厉惩处了谢步陞、陈景魁、左祥云等大批贪污腐败分子，被广大群众誉为“苏区包公”。

    实事求是抵制“左”倾。当时，王明“左”倾错误已在中央苏区逐步贯彻。在过去“左”的肃反政策影响下，一些省、县的司法机关干部认为宁“左”勿右，多判重刑、死刑保险。由于何叔衡在案件审理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罪证确实，量刑准确，重罪不轻判，轻罪不重判，并对过“左”的肃反政策进行过抵制。加上他公开对“左”倾错误领导人排斥、打击毛泽东的言行提出过非议。于是，“左”倾错误领导者便指责他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政治上动摇”，“拿法律思想代替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肃反运动中没有起积极的作用”等。

    1932年冬，中央政府机关的党总支召开会议对何叔衡进行批判。1933年夏，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章，集中批判何叔衡的“右倾机会主义”。面对“左”倾错误的淫威，何叔衡毫不畏惧。他在批判会上公开声称：“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何叔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并未表现得如谦谦君子，他不仅拒绝接受这些批评，而且起身一一反驳这些批评他的年轻人。会议开了几天，但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执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见批他不服，斗他不改，1933年冬撤销了何叔衡的领导职务。

    1934年长征前夕，执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没同意他这位中共建党时的元老随军转移。当时，何叔衡、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并称苏区的“五老”。何叔衡身体不错，他为转移还准备了两双草鞋，但不料五人中只有他被留了下来。尽管如此，何叔衡并没有灰心失意，留在苏区仍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与林伯渠在瑞金梅坑分别前夜，他想到战友此去山高路远，风餐露宿，便将女儿特地为他织的一件毛线衣从身上脱下，赠与战友。林伯渠为此写下“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的诗句。

    谢觉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别：“习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却保持着严肃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