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皖系军阀吴佩孚请愿，是“驱张”的既定方针，何叔衡希望利用吴佩孚的势力打压张敬尧，但吴佩孚并不表态。何叔衡于是拜访了当地著名乡绅——出身豪绅家庭的中共早期党员农运领导人而后成为著名烈士夏明翰的爷爷夏时济，希望他推动吴佩孚做决定。这一举动让夏明翰大发雷霆。“你为何与夏时济勾结？”夏明翰劈头就问。

    何叔衡得知夏明翰对夏时济颇为不满后，笑着问，“吴佩孚比起你爷爷如何？”夏明翰回答：“比起吴佩孚，我爷爷当然还好。”

    何叔衡说，“既然如此，吴佩孚我们还要争取，利用他的力量‘驱张’，更不要说你爷爷了。”三言两语就让夏明翰消了火。在他们的努力下，夏时济领衔湖南衡阳15位知名人士联名向北京政府通电，声援“驱张”。何叔衡随后赴湖南郴州请湘军首领谭延闿策动吴佩孚武力“驱张”。

    谭延闿与北洋军阀本有仇隙，吴佩孚与张敬尧也有不和，在何叔衡的联系和推动下，谭延闿与吴佩孚很快达成协议。1920年5月，谭延闿与吴佩孚同时出兵，将张敬尧赶出了长沙。从此湖南开始了“湘人治湘”。

    投身革命名满三湘。谭延闿统治湖南初期，任用了一批开明人士，何叔衡也被安排去办湖南通俗报。但很快就因为提倡“自治”、“民权”而被撤职。

    民国9年（1920年）年冬，湖南成立党小组即共产主义小组，何叔衡再一次站在新事物的一边，他是最初6个发起人之一。

    民国10年(1921年)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何叔衡从此步入职业革命家生涯，但他对妻子袁少娥和儿女饱含深情，非常牵挂。每次回家，他都要帮着干活，尽量让妻子歇一歇。

    中共“一大”会后，他与毛泽东回湖南，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党组织。

    民国12年(1923年) ，何叔衡任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筹备处主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即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北伐军占领湖南后他公开了身份，一面担任《民报》馆长宣传革命，一面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何叔衡化装逃离湖南去上海，翌年6月，被组织派往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后成为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革命家、中共创建人之一、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董必武，革命家、教育家、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此时他年过50，仍学通了俄语，以此研修革命理论。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袁少娥不识字，何叔衡到苏联学习期间不能回家，每次给儿子写信，最后总要写两句话给妻子，让儿子念给妻子听。他还要求儿子，在回信时把妻子想说的话一并写给他，而且尽量记录妻子的原话。在一封信的结尾，何叔衡问妻子：“我要问您，假如我遭到了危险，您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您答复我！”
袁少娥的答复已无处可知。何叔衡的孙子何汝惜记得奶奶很珍惜那些信，他记事后也会偶尔让他父亲何新九拿出来读。何叔衡那些灼热的话语，何新九读来有些别扭，但袁少娥却每次都听得落泪。

    旧式学究头值万元。何叔衡作为历史先驱者之一，同毛泽东一样出自三湘。这并非由于远古时舜帝南下到此奏过“箫韶九成”，而是时势和特定的地理环境造成。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的火花，两种文化的交汇和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19世纪的中国广东，曾是西方思想与中华古老文明激烈碰撞之地。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上海等处的殖民地化和西方文化弊端的影响日占优势，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要交汇点。近代湖南星河灿烂的一代英杰，恰好在此背景下放射出他们自身的光辉。

    一个旧式秀才能够实现不断的思想转变，关键又在于何叔衡愿意与激进青年为伍，投身于变革的实践。人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他在几个方面创下了年纪最大的纪录——师范学生、新民学会会员、“一大”代表……其实这恰恰说明他总身处于年轻人的行列中，有一颗不老心。因此，人们称赞他是老年人的模范、中年人的模范，同时也是青年人的模范。

    何叔衡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爱穿长衫，参加共产党后从外貌看仍是一副旧式学究模样，有人还说他老而笨。深入了解他的人，却知道他全然没有旧学者的迂腐气息，不仅精明而且办事热忱。毛泽东就说过：“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27年秋何叔衡从湖南转移到上海，被中共临时中央有的领导人认为带有旧式文人习气，于是被派到街头进行宣传鼓动，作为参加第一线斗争的锻炼。当时街头警察密探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上海话，也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在街头宣传中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审讯时，何叔衡的外貌和随机应变却救了他。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几乎都是热血青年，因此审讯官反复端详了何叔衡后，觉得此人不像是个革命者，而是抓错了的“土学究”。于是便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何叔衡故意摇头晃脑，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回答：“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接着，何叔衡又讲起孔夫子的《论语》，话还没说完，便听上面惊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滚！”

    何叔衡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随后，审讯官通过拷问别人，知道了刚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头颅有上万元的赏格，再派人去追，却已找不到任何踪影。

    公道正派执法如山。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秘密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区。

    1931年11月，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何叔衡，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这条秘密交通线辗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瑞金。他正赶上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出毛泽东，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而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朱德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何叔衡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察）部长（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兼内务部代理部长（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在政府的9个部中兼任了3个部的部长职务，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最重要的工作助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