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已经主导了地方的政局。由于地方斗争形势的复杂化，军队也在相当程度上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中。这种派性斗争不但致使一部分群众组织和军队产生了对立局面，而且又发展到支持不同派别的军队之间的对峙，这种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对峙如果处置不慎，随时有可以爆发内战。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只能是促使军队与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军队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成为诱发全面内战的导火线。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不论从文革发展的逻辑，还是政局稳定的需要，以及军队正常履行职能的要求，都不允许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就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出发，毛泽东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

    （3）林彪的利益动机。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虽然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他也会进一步思考：林彪为什么要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呢？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到底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是利益上的问题呢？

    我们下面就从认识和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林彪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

    我们首先从认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所谓认识分歧也就是政见的不同，这在党内认识的分歧是会经常出现的，也是正常的。这种分歧也是党内矛盾的重要表现，通过同志间的辩论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难得到解决。党就是在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中走向成熟和状大的，这也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因而如果单纯是认识上的分歧，是可以通过探讨、协商，逐渐取得一致意见的。

    我们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上看到毛泽东和林彪有不同的认识。 “揪军内一小撮”在全国公开提出是在“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对“七二0事件”的认识不同，因而处理也是不同的。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文革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为达到文革的目的，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这种付出也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出现混乱也要在可控范围内。混乱一旦超出可控范围，真正酿成天下分裂，一盘散沙的局面，就偏离了文革的轨道，那就必须及时予以纠正，扼制混乱的进一步发展。而军队则是行使控制，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为大局计，不能乱军。由此看来，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林彪也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则和毛泽东就不难取得一致意见。但林彪认为，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和“七二0事件”的发生，己经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成为文革发展的障碍，必须将其搬掉。他将“七二0事件”看得很严重，认为“七二0事件”是军内的“刘邓路线”，是一次反革命的预演，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要坚决打击，严肃处理，因而要打倒陈再道，以防止这件事引发连锁反应。这必然会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进一步加剧局势的动荡，甚至会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

    这里我们不禁感到疑问：像林彪这样经厉过多次政治军事斗争考验，具有丰富阅历的人，难道就没有认识到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性吗？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全国逐渐陷入混乱，武斗逐渐升级。实行“三支两军”后，军队己经成为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同时军队也陷入地方的派性纷争之中。军队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按林彪的阅历、地位、身份和经验，不会看不到这些问题，应该说对这种情况是清楚的。否则，那就说明林彪在政治军事上的低能和无知，这与林彪一生的经历是不相符的。如果林彪知道这种后果还要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那就说明林彪确实是别有用心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认识问题，具有明显的利益动机。

    另一个是利益问题。

    林彪想借机清除异己。林彪是在“七二0事件”后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要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其矛头率先对准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从林彪的意图看，显然是要打倒陈再道的。陈再道属于二野，红军时期属红四方面军，打倒陈再道是为了牵涉到徐向前。借助“七二0事件”，打倒陈再道，再通过陈再道涉及到徐向前，从而加强自己在军内的势力。 “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专指陈再道等人，“七二0事件”中的陈再道不过是“揪军内一小撮”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已。

    “揪军内一小撮”当然所指的是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它的具体对象是谁？军内那些人属于“军内一小撮”？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并没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而是林彪冲口而出就在报刊上鼓吹起来。这必然会将群众运动引向冲击军队。由于没有严密的规定，因而就会使“揪军内一小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会引发严重混乱。

    既然是利益上的问题，林彪显然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以“七二0事件”为借口，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来打倒军内的反对派，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筑固和扩大自己在军内的权益，培植个人势力。这就显露出林彪的野心。

    以上我们从认识和利益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和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分歧。

    如果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两人都是从发动文革的理念和文革的整体利益及军队的稳定大局出发，应该说两人是不难取得一致的。这种认识的分歧也是党内军内的正常现象，况且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也产生过多次分歧，但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关系。

    但从文革开始后，林彪主持的军队高层人事变动，对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在文革中遭受冲击采取保护措施，而对“七二0事件”后出自红四方面军（或二野）的高级干部陈再道却要打倒，这就不免使人对林彪在“七二0事件”后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产生怀疑。质疑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背后存在利益动机。林彪在“七二0事件”后的讲话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签发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没有送交毛泽东审阅的情况下发表。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按惯例是应该送交毛泽东审阅的。）

    尽管社论中鼓吹的“揪军内一小撮”出自于林彪的公开讲话，但这个提法涉及到文革下一步的斗争方向，关系到军队的稳定。难道陈伯达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吗？还是因为陈伯达认为作为党和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已经在讲话中提出，因而没有必要再送毛泽东审阅了？这的确是发人令人深思的。但从林彪于“七二0事件”后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到陈伯达签发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积极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来看，其码在客观上陈伯达配合了林彪。鉴于陈伯达过去曾出现过的“投机”行为，这次又积极配合林彪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会给毛泽东留下清醒的印记，这也就构成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远因。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对“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存在明显的分歧。通过我们联系此前军内高层人事变动等情况来进行综合分析，在他们表面认识分歧的背后，我们看到浸透着林彪浓厚的利益情结。这也是毛泽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利益情结，是林彪的不经意为之，还是主动的攫取？是偶然，还是必然？毛泽东一时尚难以断定。但这必然会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当时鉴于林彪的身份、地位及政治影响力，又是文革的积极支持者，毛泽东还要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才能做出判断。因而，“揪军内一小撮”被毛泽东否定，至少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某种警觉。

    3、关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分歧

    我们先来引述“第一个号令”下达时两位当事人的回忆。

    关于林彪下达“第一个号令”，林彪秘书张云生有一个回忆，我们不妨转述如下：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

    “首长叫秘书去一下。”内勤进来通知说。这是林彪到苏州后的第二天的下午。

    “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对我说。他示意我作一下记录。

    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迅联络要经常贯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作好发射准备等等。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我问林彪：“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

    “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

    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但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

    我说：“第一，象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对，对，这条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向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

    “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二炮部队要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

    “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

    “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

    她一边走，又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他是善作大文章的，不象你们那样注意个别辞句。当然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

    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进门就带头说：“一0一呀！你让秘书转给我看的那份电话记录稿，我看过了。不过，我想给你提两条建议，你喜欢听吗？”

    她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用意是清楚的。叶群重复了我提的那两条。

    “同意，就照你说得那么办。”林彪说完，又低着头在地毯上来回漫步。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

    “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叶群说。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七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

    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谋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它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72]

    关于毛泽东在收到“第一个号令”后的反映，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有一段回忆：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选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

    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再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