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伯达私自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并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各组几乎同时发言拥护林彪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讲话时，通过煽动揪人，打击不同意见者，力图操纵中央全会，这就表明已由一种认识上的分歧演变为行动上和组织上的对立。尽管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这显然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分裂活动。这才是迫使毛泽东采取措施的决定性原因。

    八月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会议进程中的不正常情况，只不过是使毛泽东更为祥细地了解了会议动向，充其量不过是他采取断然措施的一个导火线，而并非决定性原因。

    （2）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

    按当时党内程序，要采取措施前就要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在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前先要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常委要首先取得一致意见。

    毛泽东没有直接召开常委会，而是采取单独约见常委谈话的方式来使这一问题在政治局常委之间取得一致意见。

    为什么毛泽东不直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而采取单独约见常委的方式呢？

    这说明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涉及到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位常委，如果直接召开常委会，可能有的常委存在顾虑，难以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好表达真实的想法，毛泽东担心难以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也就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不正常的行动。因而他很慎重，首先单独约见常委谈话，摸一摸底，通过和常委单独交换意见，必要时做一些工作，以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措施时在常委中间能够顺利取得一致意见，及时采取行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高明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

    毛泽东在和其他常委谈话后，在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闹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要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126]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127]

    （3）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鸣金收兵”。

    在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128]林彪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129]

    （4）毛泽东的反击措施。

    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保护了林彪，从理论中猛批陈伯达，责令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检查。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130]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的重要批示，从理论上严厉批判陈伯达。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陈伯达的发言分明是由林彪引起的，林彪和毛泽东在称“天才”方面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两次说“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很显然是给林彪留了余地。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131]

    据汪东兴回忆：“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一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132]

    从汪东兴的回忆看，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是一个明显的小圈子。林彪召集他们开会，显然是敷衍塞责，应付差事。他们这种态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9、事情并未了结

    八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133]在此间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周恩来在严厉批判陈伯达时，林彪还为陈伯辩护、开脱。林彪他们仍然在顽抗，在订攻守同盟，这种态度将会导致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向破裂的方向迅速发展。

    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各组组长会议上说：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134]由这段话可看到，毛泽东对陈伯达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原因可能是陈伯达在检查中仍然在掩盖真象，不将他们幕后策化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这种态度也就最终决定了陈伯达自己的政治命运。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话。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泽东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批黄永胜等人—引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有点名堂，你清楚不清楚？”

    汪东兴说：“我不清楚。”毛泽东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汪东兴摇摇头说：“不清楚。”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泽东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泽东还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135]

    毛泽东仍在进行调查研究，认为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作为是一次密谋策化的行动。对林彪还是抱有希望，争取他认识错误，转变过来。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毛泽东与吴德、纪登奎等人谈话。

    据吴德回忆：“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136]

    由以上我们所摘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保护了林彪，但并没有放过这事，而是期待着林彪觉悟。林彪却仍在抵制，这件事没有了结，甚至有激化的可能。

    毛泽东过去批评过陈伯达惯于投机，他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和主管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鼓吹过“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分析，这次陈伯达配合林彪鼓吹“天才论”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事件决不是偶然的。

    当毛泽东看到陈伯达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和以陈伯达发言整理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得知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和陈伯达一样在各组就林彪讲话中“称天才”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一问题同时发言，并煽动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要揪人，将矛头对准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张春桥等人（而这正是毛泽东的意见）的情况后，这种动态又使毛泽东把林彪未经中央同意突然在中央全会上抛出“称天才”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违犯党内程序，纠集一帮人，打着“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旗号，在中央全会上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改变会议议程，以求操纵会议，攫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已经由一种认识分歧演变为一场分裂活动。

    当然，林彪的这种行为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毛泽东也一定联想到文革开始后和林彪的一系列分歧。将过去的分歧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突然发表关于“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讲话为突破口，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紧密配合，从他们在全会上的作为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并非一种偶然现象。正是由于以前分歧的不断发展才最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立国家主席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全会上采取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宗派活动，改变会议进程，性质极为严重。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反映是敏锐的，采取的措施是果断的，处理问题又是慎重的。

    由此我们看到，当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后，林彪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在意见没有被毛泽东接受后，又以个人名义向政治局提出设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再被毛泽东否决后，林彪又指使黄永胜和吴法宪在修改宪法的会议上，重提设立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在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和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而后，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抢先发布设立国家主席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动员令”，然后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小组会上应声而动，积极响应林彪的讲话，妄图通过全会形成一边倒的舆论优势，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

    这里我们看到，在林彪和毛泽东产生分歧时，林彪不是设法和毛泽东沟通意见，化解矛盾，消除误会，统一认识，而是将他们的分歧直接提到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并在私下鼓动一些人在会上煽风点火，以求使他的建议能够在会议上通过，迫使毛泽东改变主意。

    国家主席之争标志着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走向公开化，如果说“第一个号令”是林彪在觊觎军队指挥权方面的试探，那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设立国家主席之争就是采用和平的方式攫取最高决策权的行动。毛泽东不仅敏锐地意识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宗派关系，又通过和以前的分歧联系起来综合分析，清醒地意识到九届二中全会出现这种斗争并非偶然，而是以前分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产生了本质性变化，这对他们两人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问题的处理

    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他们在中央全会上打着“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旗号进行小组织活动严肃处理的同时，也以极大地耐心期待着他们的觉悟与认识错误，但他们消极应付批陈整风，企图掩盖事实直相的行为，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最终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们的错误。

    1、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

    鉴于林彪集团近年来在军内势力膨胀，又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握着军队，因而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防患于未然。

    （1）“甩石头”。

    这是毛泽东为打击林彪集团用的一个比喻。

    毛泽东曾说：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指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引者注。）。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137]

    毛泽东是用这些石头来打击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是林彪集团的“谋士”，平时以理论家自居，这次鼓吹“天才论”。毛泽东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了天才论，将陈伯达揪了出来，沉重打击了林彪集团的嚣张气焰。

    一九七0年十一月，毛泽东又批准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地、师级，扩大了传达范围。[138]

    当时，军委办事组整了三十八军，毛泽东为三十八军恢复了名誉，消弱了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影响力。毛泽东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中写道：“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于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139]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并且建议北京军区召开会议来肃清陈伯达的影响。毛泽东建议召开的会议，就是后来的华北会议。直到这时毛泽东对林彪仍然采取保护态度，给林彪留足时间，期待着林彪的觉悟。

    当时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后，主导了地方的政局，专横跋扈、骄傲自满的思想逐渐滋生，在和地方党委的相处中唯我独尊的意识日益浓厚，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家主席的发言就是一个集中体现。因而毛泽东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又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反骄破满”的报告，对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进行整风，进行自我教育。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军委办事组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对他们进行批评。毛泽东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在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接着毛泽东又批评了军委座谈会和前期的华北会议，批评了他们在批陈问题上的消极态度。[140]

    毛泽东用甩石头的方式，就是要以此打破批陈会议上一滩死水的局面，通过批陈，打开缺口，将九届二中全会他们在会议期间的小组织活动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处在军委办事组，身居高位，骄气冲天，毛泽东就是要以此灭其锐气，使全党对他们有所警觉。

    （2）“掺沙子”。

    这是毛泽东对消弱林彪集团所采取措施的另一个形象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