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边区金融事业：

    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边区经济建设、稳定市场，边区政府决定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印制发行了边区政府自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边币。发行数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都十分稳定，受到群众的拥护。

    统一战线政策：

    刘志丹很注意统战工作。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一贯采取对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要争取过来，反对主要的敌人蒋介石。

    刘志丹经常告诉干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陈国璋部队里刘保堂；黄陵县小石崖的民团团总罗连成；合水民团团总贾生财；这些团结的朋友都给与红军物质上的援助，或帮红军看护伤员。黄龙山的郭宝珊，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做郭宝珊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底他带一个营起义，参加了红军，在陕北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战斗中，他的部队打得很勇敢。郭宝珊入了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肃反被关押）。  

    陕甘边地区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这些同志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哥老会的头子苍沟的马大爷，南梁的郑大爷，太白的白大爷，这些人都对红军有很大的帮助。给红军送信，侦察敌情，买子弹，掩护我们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文化教育：

    进行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在南梁办了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刘志丹亲自讲军事课；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兼任教员。  

    边区还创办了列宁小学，张景文任校长兼教员，教边区的孩子识字，学习知识。还办了成人识字班。

    此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特委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和刊物《红色西北》。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33年夏，以马明方、崔田夫为首的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创建了二、三支队，开辟了安定、绥德、神府三个游击区。

    1933年底，谢子长以北方代表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领导陕北的武装斗争。

    1934年7月敌人对陕北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7月25日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并参加了在严家洼子召开的联席会议。在会上，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临时局和驻北方代表的两封信。不顾具体事实，否定红26军，不负责任地指责陕甘边党委和红26军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五顶大帽子。他们的横加指责，引起与会同志的极大不满。

    刘志丹等考虑到敌人“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大局，没有争辩，决定派红3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反“围剿”。

    会后，陕甘特委和刘志丹决定，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及数百银元。给了陕北游击队极大的支持。

    谢子长率红3团（王世泰任团长）返回陕北。粉碎了井岳秀对陕北的“围剿”。

    1935年1月30日，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7军84师。

    1935年1月，经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的建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2团北上上到陕北赤源县（安定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了共识。

    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举行了联席会议，刘志丹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统一和西北根据地的形成，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胜利发展，惊动了蒋介石。1934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策划第二次“围剿”，调动了共6个师30个团约4万人马包围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妄图各个击破，进而达到消灭的目的。当时，我陕甘边、陕北、神府根据地被敌军分割，互不连接，主力红军虽有二十六和二十七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兵力不足4000人，即使加上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合起来也还不足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更无法相比。

    刘志丹亲自起草了粉碎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继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主力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部署陕北、陕甘整个战场的布局。

    留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同志率领骑兵团，跨越子午岭，一举攻占陕西长武县城；奇袭国民党环县县政府；出击延安敌军和民团10余次，有力地牵制了敌军的兵力，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

    1935年4月13日马鸿宾的三十五师直扑陕甘边根据地的核心地带荔园堡，习仲勋、刘景范率领陕甘边的干部转移。为了保存实力，按照刘志丹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南梁，向敌后三边一带发展。4月14日，南梁荔园堡被敌三十五师侵占，陕甘边领导机关暂时迁移到保安县石卯湾。后陕甘边政府又转移到甘泉县洛河川桥扶峪一带。
刘景范接任陕甘军委主席，率红二团，向敌后三边进军，包抄敌人后路。红二团作为主力红军的一部分，保卫了陕甘边区，牵制了敌人。

    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1935年5月9日到6月30日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转战800里，从东向西一连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共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七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捍卫边区。

    这块根据地是这些前辈创建的，也是他们用生命捍卫的。

    正当红26军、27军节节取胜的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孕育着一场残酷的斗争。

    在1935年7月份蒋介石成立了“西北剿匪司令部”，调集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軍一部分，及五省军阀，共计十万多人，是红军的十余倍，进行第三次围剿。陕北、陕甘苏区面临着更严酷的战争 ，在共产党内部却孕育着一场残酷的斗争。

    北方局派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鸿钧，先后来到延川县永坪镇。他们是带着北方局的指示，来批判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拉开错误“肃反”的序幕。

    他们一来就支持某些人的不切实际，极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