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曾大明，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双河镇悦中乡悦中村一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于1931年跟随爷爷、大伯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闹革命，那时父亲才12岁。经过战争磨炼后，20几岁在西路军30军88师258团担任警卫排长。在上级的命令下，一路长途征战，动人事迹可歌可泣。

    1936年，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以后，父亲跟随部队一路北上。1936年3月，由于执行错误的进军路线，父亲所在部队向川康边境退却，到达阿坝。当时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恶劣，加上给养不足，部队陷入了国民党重军包围之中，经过苦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转移到群峰屹立，人烟稀少的道孚、甘孜一带，途中经过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由于给养困难，气候恶劣，指战员为求得生存只得自力更生，寻求各种方法，不少战士饮雪水，吃树皮，吃草根，父亲也是这样渡过那段艰难岁月的。

    父亲一路随军北上，途经川西与甘肃交接处的毛儿盖、松潘、班佑地区以南纵横数百里的松潘大草地。草地的情景，令人怵目惊心，举目望去，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荫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西路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多，危险越大。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自己的身体体温来暖干。夜晚露宿时，更是寒冷难忍，战友们背靠背挤在一起过夜，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寻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皮带。但是父亲和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他们与风、雨、雪严寒搏斗，与大自然抗争，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每天坚持按计划的路程行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到达甘肃岷县、临洮，部队稍作休整后，攻占静宁，按中央指示在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西进。

    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30军、5军、9军（改称西路军）到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西路军渡河后随即与黄河对岸的马家军河防团交火，父亲所在的三十军在军长程世才的领导下一鼓作气打败黄河岸边的马家军取得一条山大捷，战士们士气高昂，精神抖擞。部队转战河西走廊，刚进据永登，还未站稳脚，马家军尾随而追，红九军与马家军喋血古浪，元气大伤，暂缓休整。11月18日，红五军、三十军占领永昌县。在进军永昌时，永昌东门外战役最为激烈，据父亲回忆当时天上有蒋介石的飞机轰炸，地下有马匪军的机枪扫射，还有马家军骑兵围追堵截。西路军指战员们组织机枪、步枪对空向敌机扫射。一次几架敌机从西向东扫射，战士们对准敌机一阵猛烈射击，顿使一架飞机摇摇晃晃，歪歪斜斜，东倒西歪的拖着浓浓的黑烟向地下坠去，击落敌机一架。从此敌人的飞机再也不敢低空飞行投弹了，此举打灭了蒋匪军的嚣张气焰，增长了我军的威风。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奋力反击，我军与十倍敌人战斗，终因气候寒冷，弹药缺乏，供给不足，我军处于被动，与敌马匪激战中失守，父亲在此次战役中左腿中弹受伤，仍然坚持继续战斗。在转战河西两个月来，先是策应红军主力转移，后与凶悍的马家军经过了50天的浴血拼杀，部队有耗无补，处境日益艰难，时至寒冻腊月，天寒地冻，父亲随从部队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连夜行军，因缺少御寒衣，破衣烂衫，绝大数战士的（包括父亲）的手脚冻肿、冻裂。由于伤病员缺医少药无法抵御寒冷造成少部分重伤员牺牲。

    1936年12月30日正值农历“腊八”节，西路军进驻临泽沙河堡，直逼高台，当晚高台守敌投诚，红五军顺利进驻高台，父亲随从三十军渡黑河进驻临泽县倪家营一带，之后九军和西路军军部直属单位也相继抵达倪家营子。不久，敌马军集结所有部队与地方保安团形成三面包围，此时西路军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都处于劣势，马匪则以强大的优势摆出一副与西路军对峙的势态，西路军战士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敌血战40余昼夜，其中父亲所在的三十军担任防守的重任。到1937年3月7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占据25公里以外的三道柳沟，未等部队站稳脚跟，马匪便围追而至。又一次厮杀。据父亲回忆，由于连日作战，部队已经将能力发挥到极至。经部队首长研究决定，退守祁连山的小口子。马家军朝近路（大口子进入）将红西路军围合，使得西路军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次西路军指战员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与鲜血，生与死的激烈交量，一时间峡谷之间喊杀声和惨叫声，加上狂风骤雨般的马蹄声，汇成一副惨烈悲壮的画面，经过我军指战员们顽强拼杀，浴血奋战，杀开一条通道，向祁连山深处撤退隐蔽。

    1937年3月14日深夜，西路红军行至石窝山雪岭上，军部领导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等待援军或东去寻找总部会合，再与敌周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梨园口战役失败后，父亲随同战友便执行军部首长的决定，在祁连山中为避勉马匪追杀，一路辗转，历经千难万险，跋山涉水，来到曾经战斗过的永昌县。

    那时一个夜晚，我父亲拖着受伤的身子，饥饿着肚子，一瘸一拐，摇摇晃晃，走到一个亮灯的住处，还未来得急敲门，就一头撞到门上晕死过去。就在这时，我外公谢廷刚（外公祖籍系四川人，民国初时，流浪永昌县，在县城内做小炉匠生意，当时居住在东大街黄家坑沿，现为皮毛厂后院内），听到响声后，开门一见是一位受伤严重的红军，他不顾一切，将我父亲背到屋里，用水擦洗伤口扎，喂水喂饭后，放在隐藏处藏起来，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我父亲才得保全了性命。我父亲常常想起这段历史，他说：“也是我生与死的缘分吧。”当时父亲处于脱离部队，人地生疏，无法找到组织，父亲便决定留在永昌，盼望有朝一日，待援军到来后杀一个回马枪，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那知父亲所等的援军却迟迟未曾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父亲便与母亲结为夫妻，从此扎根永昌，定居永昌。

    永昌解放后，永昌县委、县政府的为父亲颁发了“流落红军证”。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个人受迫害，政治上受歧视，被打称“叛徒、逃兵”，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就连子女都受到了牵连，当时父亲被造反派打的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父亲说：他没有被马匪打死，却遭到自己人的毒打，心痛至极。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他一生起死回生三次，“一次是奶奶生养给了他生命；第二次参加西路军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在梨园口战役与马家军的战斗中死里逃生捡了一次生命；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幸存下来”。他还说：“今天幸运的活着，比起死难的战友，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所以父亲参加西路军的事，不让宣传，不让交流，一直埋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