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艺文昌宫

    “当年来到土城古镇的女红军们，曾在镇上的文昌宫搞了一次大型演出，宣传红军的主张。”袁正纲这样向记者介绍当年的情景，“据老人们回忆，演出期间，台上的演员还向台下的孩子们摔铜钱。有上百的青年看了演出后十分激动，当场报名参加红军呢！”

    记者行走在土城的古街上，看到确实有好几处供演出的剧场，如地母庙、惠民宫、文昌宫等，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剧场模样。接着，记者又来到毛主席旧居，采访了在这里居住的张老太太。她当年只有十一、二岁，曾到文昌宫看过红军表演的节目呢。

    那天，两位留学苏联的文艺工作者的李伯钊、危拱之，首先登台表演。李伯钊表演了《红军家属王二嫂》，她这样唱道：

“瑞京有个王二嫂，
亲呀爱的呦！
她是红军家属的模范，
我来讲你听。
亲呀爱的呦！
鼓动老公当红军，
亲呀爱的呦！
自己在家把田耕，
写信到中央，
不要人帮忙……”

    很多从江西走到这里来的红军战士们，听到这里，熟悉的旋律使他们想起了家乡的生活和故乡的亲人。

    在熟悉的“咚咚锵”声中，危拱之舞着花鼓登台了。她苗条的身姿，青春的面庞，引得台下不由得打起了鼓点：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咚咚隆咚锵，
咚咚隆咚锵，
咚咚隆咚锵咚锵……”

    这两朵在长征中如同争奇斗艳的鲜花，你方唱罢我登场，老乡们听得意犹未尽乐开怀。

    李坚真当过苏区中央局的妇女部长，离开瑞金时被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任民运科长，负责找粮食、找向导、运输伤员和做群众工作。她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快言快语。她担任休养连指导员后，女红军们有些“个人问题”无法向侯政说就跟她说，很快成了大家的贴心人，在行军和住宿时总能让女红军们舒心满意。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坚真还是一个唱山歌的能手。每逢行军间隙或连队休息，她就会放开歌喉唱起来。她曾经给人家当过童养媳，深知宗法男权压迫下的妇女们命运悲惨，许多童养媳快20岁了，丈夫却只有两三岁，她就用山歌高唱道：

“十八娇妻三岁郎，
夜夜睡觉捧上床。
辛辛苦苦捧到大，
郎大妹老梦一场。”

    凄婉哀怨的歌声在每个干人的心头回荡，唤起他们数不清的痛苦回忆。

    被人们誉为女红军中的“二号山歌手”吴富莲，能编能唱，当然也得唱。吴富莲1912年生，福建上杭人，单眼皮，圆圆脸。她的性格因幼年丧父而显得内向、早熟而稳重。她从少先队长干起，一步一步提升着自己的文化和能力，并赢得了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的爱情。1933年7月，他们结婚了，从而又从学识渊博的丈夫那里学到了很多工作经验。这天，吴富莲演唱了她最拿手的《妇女解放歌》：

“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
遇到风霜又有谁人知。
真正痛苦呦，
真正可怜呦，
字也不会识，
书也不会读，
拿起算盘也不会算！
一生受人欺，
真正不自由。
地主土豪剥削我穷人，
挑拨离间破坏我团结。
劝我妇女们，
快快跟我去，
我们妇女热心加入工农兵。”

    这时，台上台下，一片掌声。

    王泉媛等表演的歼灭王家烈的活报剧，让演出达到了高潮。王泉媛1913年生，江西吉安县人，原姓欧阳，“王”是她嫁给了一个中年王姓农民之后改的。她不爱这个农民，所以就逃出了家门，可是随后遇到的人生导师王正苟以及后来的丈夫王首道都姓王，于是她也就不改回原姓了。王泉媛个头在一米六八左右，比不上李坚真高，但在妇女里也算是大个子了。她有双不大但非常明亮且善于瞄准的眼睛，鹅蛋脸上总是挂着暖人的微笑，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别看她总是爱笑，可武艺着实了不得，耍梭镖、马刀、驳壳枪，样样精通。有一次在树林里走路，有个人想暗杀她，朝她开枪，可王泉媛手一抬，只开了一枪，就把那个人给结果了。最惊人的是，她虽说也是吃粗粮干农活长大的，可是体力却比常人要超出许多。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毕业考试是一场演习，红军大学扮白军，党校扮红军，过河、摔跌、追击、爬山，王泉媛样样跑在前面，结果爬到最后一座山时，只剩下王泉媛一个女人，于是她拿到了这堂军事课的第一名。

    这天，王泉媛扮演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只见她戴着礼貌、墨镜，手持文明棍，不仅演还带唱，丑态百出，直逗得台下的群众哈哈大笑。有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说：“王家烈已经被抓住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红军在遵义时，当地的许多男女青年学生加入了“红军之友社”，积极配合红军在遵义展开各方面工作，搭起了红军与当地群众间的一座桥梁。红军离开遵义后，许多人跟随着红军的队伍，参加了长征，这其中就有李小侠、杨素等女战士。在土城，李小侠等人学着红军中男女宣传员的样子，跟着李伯钊一起去唱歌跳舞演节目，向土城的干人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表明红军是一支不拉夫、不派款的军队。李伯钊说四川话，李小侠说贵州话，干人群众们听得懂，感到非常亲切。

    女红军战士们还把歌台舞榭送到前线。那年1月24日至28日，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先后攻占了旺隆场、复兴场、三元场、习水县城等战略要地，黔军望风而退，红军完成了战略展开，摆出了与进入黔境的川军决战的架势。红一军团二师的战士们一直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迈着红一军团独有的小跑行军步出击川军左翼时，男女宣传员们在李伯钊、危拱之的带领下，在土城路边跳舞、慰问的场景。当天晚上，指战员们露宿，心情仍然充满激动。

    批斗罗义甫

    休养连来到土城后，李坚真又开始忙碌了，因为她有个特殊任务——打土豪。对此，她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她先和同志们找个制高点观察，看看谁家的房子大，高楼多，砖瓦白灰院墙气派，心里有个印象，然后听狗叫，有钱人的狗吃得好，叫得凶，底气十足，而且膘肥体壮，主动出击，正所谓狗仗人势。接下来是看“三栏”，所谓的“三栏”就是牛栏、猪栏、马栏，看它们的大小，存栏数有多少。这样心里就更明白些了。于是李坚真率领一干人等，穿堂入室，看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厨房，谁家的灶和锅炉大，谁家存的油多，必然很有钱，最后，还要走进书房或者卧室看公文和信件，如果信封上总是动不动就“老某某”，“先生某某”的，那就更有了把握。经过这看房、看狗、看栏、看灶、看信之后的五步走后，李坚真会在他的门口糊上一张巨大的封条——“工农红军某某司令部第某工作组封。”这时再到老百姓家去问，老百姓见红军比较的了解情况，自然也不会说假话，于是李坚真干脆利落，没收浮财。

    这次，李坚贞、刘群先、王泉媛照样没有落空，她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既有不少家产、又有很大民愤的罗义甫。她们就把他抓了起来，没收了他家的浮财，随后召集当地的群众开大会，批斗了罗义甫。他们还把浮财摆在会场上，给老百姓分盐巴、烟巴等，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人民当运输队或者参加红军。

    安置伤病员

    青杠坡一战，红军伤亡3000余人，许多伤员因撤退紧迫，无法带走。因此，休养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和李小侠等刚参加红军的男女学生一起，到老乡家安置伤员。李小侠用贵州话给老乡们解释，而李坚真就用客家话向战士们解释。据当时当“翻译”的男生石果撰文回忆，伤员们大喊大叫不肯走，而老乡们也害怕川军报复，心有顾虑，工作着实不好做，但还是想方设法安置了大批伤员。另据土城67岁的何世英老人讲，他父亲当年就参加了抬送伤员的过程，说红军们伤得太惨、太可怜了，老乡们都同情他们。

    袁正刚还告诉记者，土城镇有位叫张安先的农民，当年把在青杠坡战斗中受伤的一位红军战士背回自己家中护理。事后，土城团防队长袁绍荣知道了这件事，带着几个团丁来到张家。附近的农民闻讯后纷纷赶到张家保护，只见他们几十个人团团围住这位红军战士，不让团丁靠近。袁绍荣见农民人多势众，悻悻然离去。另一位年纪很小的红军战士刘玉璋，因患病留在了当地农民王宏兴家，由两位老人细心照料。当保长来抓刘玉璋时，老人持柴刀拼死保护。小战士病愈后，保长又欲来抓他去抵壮丁。老人说：“我有个小儿子和他年纪相当，你们要抓就抓他去吧！”

    老街上的居民、57岁的林成英大婶是来自江西会昌的红三军团教导营干部何木林老人的儿媳。她也给记者讲述了许多她公公的故事。何木林老人所在的红三军团，是彭德怀领导下的一支善打硬仗恶仗的劲旅。青杠坡一战，许多红三军团的指战员负伤了。何木林在青杠坡战斗中伤得很重，结果就留在了土城，一直靠卖糖为生。

    在土城，中央红军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也是在土城，女红军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更是在土城，淳朴的老区群众留下了对红军真挚的怀念和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