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省的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只要稍作一件平常但又稀奇的活动，一旦报导很快就会被纳入这个激流中，不但被复制而且会变得更加离奇。比如某个农业社要扩大一下规模、某个农业社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搞了一个暂时性的食堂，搞个幼儿园、民兵为完成某项任务搞个小集合等等，都可以被推到全国去并搞得完全变样。更为敏感的是在这些经济指标数字随意变大变小的过程中，人们一下子又把理想中的这个经济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标准和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也一起参与了这个大合唱，人民公社运动也就在这个合唱中产生，在合唱中经受了风雨。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撇开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的议论，真正谈论最早、最多也最系统的，还是当年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特别是从1958年6月至8月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多次讲话，可以让人们看到这场社会大改革中“左”的思潮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指标、浮夸风这些东西在党内出现的大体状况。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把农村建立公共食堂视为妇女解放的首创，预言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就可进入共产主义，他把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社会服务性事业，当作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趋向。6月30日他与《北京日报》编辑部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7月5日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谈话时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15年超过美国的，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和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7月14日至18日他在山东寿张县视察时非常赞赏那些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并对当地出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称之为“压倒了科学”。7月19日在天津讲话时，强调组织起来的公社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是共产主义公社。8月4日在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他反问这位书记：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8月6日他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该县第一书记张国忠马上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财产都归公，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提出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可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出现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风、穷过渡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在这个一县一个公社的共产主义试点里是一应俱全的。9月1日、9月3日、9月18日、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都在显要位置作了报导。其在全国的示范效应也就可想而知了。9月16日至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时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赞扬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强调有条件的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第三  毛主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

    无论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运动毛主席都对其寄予很大的希望、关心和爱护。因为前者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晃开膀子搞建设，后者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生事物，与前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特别是毛主席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一些不利运动健康发展的因素时，他就以人民利益为重进行拨乱反正。由于高层领导中存在急于求成、碰壁也不想回头的状态，他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付出了惊人的心血，然而这些方面的历史30多年来却被有些人密封了，反过来却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扣在了毛主席头上。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和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期间毛主席再三重审：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他对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进行了批评。但是会后《人民日报》仍在频频报导各地的浮夸数字，仍在报导各地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奔跑等等。实践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然在上演着鼓吹者们的急于求成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主席心里着急，10月底毛主席派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和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以及陈柏达专门到被鼓吹得红火的河南修武县、遂平县、山东寿张县调查了解情况。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他说北戴河会议时他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他对下去的这些同志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为了让下去调查的这些同志头脑清醒，毛主席让他们和他们一起下去的其他工作人员要带两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他们好好通读。

    事后调查组的回报，让毛主席感到十分不安，为了让高级干部头脑清醒些，他决定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郑州会议。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主席为高级干部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逐章逐段阅读，边读边议阅读。可以说直到今天，在国际共运史上这也是罕见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壮举，人民领袖为自己的同事们，为国家高级干部联系实际讲解马克思主义。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一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商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他建议县以上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本书。会后，毛主席在南下的专列上又邀集11个县委书记座谈，之后又与遂平县委、信阳地委的同志谈话，了解了相当多的实际情况。之后又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张平化主持的座谈会。连续7天的座谈会，使毛主席得到了从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那里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他越来越感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