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没有必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跃进和之后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我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任何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必要回避和掩盖的大事件。事实上，大事件发生的当年以及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党和毛主席对这个事件都曾做过具有历史性的纠正和总结，待毛主席去世后1981年6月27日党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也作了历史结论。但在这个《决议》出台前，中央酝酿这个《决议》的时候，党内外就出现了一股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否定新中国一切的逆流，其锋芒和势头大有不可阻挡之势，并眼看就要发生人们难以预料的事情了。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政治局委托胡乔木同志执笔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宣读了它。使那股党内外产生的逆流暂时得到了遏制，两年以后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便在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再度重申。但是从那以后，党内外存在的这股逆流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肃清，30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并顽强地表现自己，最近这些年还在不断升格、升温。他们刻意丑化、妖魔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配合国外反华势力杜撰出一些莫须有的历史体裁，处处与毛主席挂钩、联系，蓄意攻击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些造假和恶毒的狂吠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基于这种状况，作为曾经在那个时代经历过的和几十年后对党史稍有一点了解与研究的我，说一点符合历史实际的话，以告不明真相的今人和后人，但由于受篇幅的局限，也只能略讲一二了。

    历史地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至少应该把握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当年一化三改的伟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激起了全国和全党上下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甩掉贫穷社会主义帽子的积极性。

    195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经济建设年份，其经济效果是后来任何一年所不能比拟的。（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翻阅年鉴数字）为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毛主席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势》结尾处就流露出来，他说：“在我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决心改变贫穷状态的毛主席甚至预言：“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党中央和国务院也着手进行新的经济建设规划的制定。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及国家计委和经委的领导们也悄悄规划它的大体框架。这个框架在1957年11月18日苏共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中邀请毛主席为中共代表团长的莫斯科64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的即席讲话中最早显露端倪：在钢的产品方面经过15年或更长一点的努力，中国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因此，对1957年酝酿和1958年实施的大跃进，首先要站在第一代领导集体要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决心甩掉压在头上那顶贫穷的社会主义帽子，并且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中国工业化这个立场上看待它，这就是它的实质。如果不是把握这个实质，而是不负责任的乱加评论，就难免自觉或不自觉的与新老帝国主义分子的叫喊沆瀣一气了。站在人民的立场，深刻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暴露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少以及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教训，那才是真正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幸灾乐祸借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攻击污蔑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历史需要了。

    第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是那个时代的相关人们的偏见才能产生的缺点和错误，离开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去谈论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只能是复加的偏见、无知或别有用心了。特别是把那些缺点和错误都累加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的做法，更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

    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没有人能够单独从单纯的哪个运动来说起的，两个运动的缺点和错误是相互共处在一起，是相辅相成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浮夸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性表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之所以出现，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苏共在1957年提出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向共产主义迈进。中国也就遥相呼应提出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越过英国。显然当年的苏联、中国的领导人都是站在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处在蓬勃发展的状态下乐观提出的。人们站在今天来看这个问题，一定会感到是个笑话。但那是1957年，而且是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几乎全部参加的隆重大会上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郑重提出的。中国当时是以1957钢产量为基数，认为经过15年每5年翻一番，可以达到3千万吨至4千万吨的指标。

    提出钢产量的指标，在1958年上半年就与正在进行的大跃进运动碰在了一起。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们在议论经过15年每5年翻一番的规划时，都认为中央这个规划时间太长，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1958年6月6日给毛主席的报告较早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个倾向。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并请冶金部党组的同志要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订的指标。冶金工业部认为，到1962年可产6千万吨钢。这就一下子把原先设想的15年每5年翻一番才能达到3千万吨钢，变成每年翻一番5年达到6千万吨钢。又过了十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报告说要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等。又过了一天，6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对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经济发展作了汇报。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这样赶超英国既不是15年，又不是5年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的结论就产生了。又过了四天，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说，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千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显然，省、区、中央部门，已经热了起来，怎么可以想象中央政治局会不热了呢。高指标的问题，也就首先从上面出来了，更何况地方出现的那些浮夸风的各种数字也就紧锣密鼓地跟了上来，这种上下呼应的局面，就在中国大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