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也顺便讲一下，长期以来中国有那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惯于用小岗村18个人主张分田单干的事说事，似乎只有分田单干才解决了中国的大事，由此又可以得出1983年宣布解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改革的伟大创举，似乎只有这个举措才算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毛主席当年支持建立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历史大错误。这确实是一件需要好好掂量的历史大事，需要论述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但作者想以最少的文字言之：2004年11月被上级新任命的小岗村支部书记沈浩同志率该村13名农民干部（其中就有过去主张单干的18人中的）到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南街村参观学习。而南街村则是1984年后悔分田单干后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上个世纪末的15年间，村GDP增长2000多倍，并响亮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社区的口号，因而引起中国和世界关注的。沈浩为什么要率小岗村的干部去南街村？小岗人自己说：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道路。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存在发展了25年之久的南街村，2008年底居然还有吃皇粮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撰文狂称：“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须知，在这之前我们不说海外的国家元首有多少来访和为之感叹的。仅我们自己国内就有两位政治局常委和其他若干高级干部前来参观并都感叹不已，其中1996年一位政治局常委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啦！”按理说，疯狂丑化、妖魔化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的那部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们是没有脸面也没有理由享受中国劳动者为他们提供的那份丰厚“皇粮”的！当年象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等一些庄稼汉们硬是顶着难以形容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没有分田到户，还有一些象河南南街村、河北北徐庄等一些庄稼硬汉们，是在分田单干后面对农村经济急剧后退又挺身而出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让人们喜悦的是这两支庄稼硬汉们就是在他们的农村天地里，干出来了让国内外人们无比敬佩的辉煌事业，他们的村GDP或数十亿或10余亿，再一次向世人显示了毛主席支持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强大优越性。靠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农村尽管在中国已为数不少，但他们毕竟在中国农村总量中的比例是太少太少了。难道人们没有理由试问：如果不使用国家意识推行分田单干，而是象那些亿元村的党支部书记一样继续领导农民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不是更好吗？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错在何方？谁又能够算得出中国农民重新单干究竟丢掉了多少财富吗？小岗村的人们毕竟在付出了代价以后坚定重新选择南街村人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道路是个历史方向，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只要耐心纠正了，它就会逐步发展和壮大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却非要抓住过去的失误牢牢不放，（而且那些失误是毛主席健在时花了心血拨乱反正了的）不置它死地而不后快却又是让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事了。所以列宁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真理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他还谆谆地告诉人们：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跳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当年小岗村18个人的单干希望是无辜的，但若干年后非要作为一种国家意识推而广之，也许就与列宁的教导有点相悖了。当年一个小小的刘庄竟然省、地、县三级工作组进村做工作督促他们单干，支部书记史来贺和他们的社员都急得哭了，但他们坚定不选择单干，终于为中国农村多保留了一个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村庄。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的那个革命老前辈雷金河同志到处奔波、呼喊、求助，坚决地反对单干，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他像史来贺一样让亿万人们肃然起敬，至今晋州还没有一个单干的村庄能够与之媲美。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农村，300多户人家，其中100户是搞单干的，200多户是搞集体的，是中国少有的“一村两制”典范，用这个村支部书记的话说，他们村最大的矛盾就是两级分化，搞集体的那一部分很富，搞单干的那一部分很困难。搞单干的那一部分很愿意回到集体，但他们搞集体的社员们就是不同意他们进来。看来搞“一村两治”的模式是个好办法，可以让农民深得其味，只是让那些单干的农民们亏死了。辽宁大连的一个村11个生产队，10个队都单干了，只有一个队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可是他们一个队的收入却相当于当地10个村的收入。

    那些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再度展现集体经济辉煌的这些动人事例，让中国农民看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是中国农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那些歪嘴和尚式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却顽固地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并狂吠“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八年前，一位中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党校最高学府的一位教授都曾公开宣称王宏斌领导的“南街村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出现的一个毒瘤。”这些年来，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走集体经济道路共同富裕起来的这些农村和领头人在中国的一批高级干部和那些“理论精英”的眼里却不但一文不值而且还要百倍地憎恨呢？每当想起此事我就怀疑自己：难道脑子真的没有判断能力了吗？但是毛主席那句“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话又立即否定了对自己的怀疑。估计这些人对分田搞单干的农民以及这些农民他们的后代去做“黑窑主”们的雇工、做阔老板们的童工就不会那么憎恨了吧。人世间嘛，就是爱者自爱、恨者自恨，爱者自有爱者之理，恨者自有恨者之由。还是毛主席说的另一句话让人豁然开朗：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今天的中国社会断定也不会是个无阶级的人类社会。

    三、用历史地看待历史的准则敬告中国一批不守规矩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本来是人类社会进步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群体的称号，就多数人讲，在不同的时代或历史时期是从属于那个时代或历史时期的当权阶级的，为那个特定阶级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群体一直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力量。但是在最近的30多年里，这支队伍出现了一些变化，有相当一批人将自我张扬到了极致，他们把张扬自我看成是一种荣耀，为了自我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在他们的脑海里什么约束都是不存在的，在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这个问题上他们似乎连幼儿园里的娃娃都不如。特别是有那么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头上冠以名牌大学教授、名牌大学领导的头衔、冠以国家级学会、研究会负责人头衔、冠以中央某大报或其他报纸×××主任头衔等等，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长期出尽了个人风头。由于他们惯于看风使舵，无论是演讲还是写文章其话语权和出镜权都是无人可比拟的。他们是中国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先人物。在他们红极一时的时候，人们实际已经看出了他们的破绽。最近这些年，他们越来越原形毕露了。这些人没完没了地丑化新中国一开始的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甚至公开解释“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他们毫无掩饰地摊牌公开宣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课堂上给领导干部授课时，公开讲“毛泽东除了会搞宫廷政变，其他什么都不会”，信口开河地说“湖南为什么落后？因为出了个毛泽东，历史包袱太重”等等。这些惯以改革、开放打招牌的人实际上却是些心是口非的带邪味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党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无一例外地都加上“左”的罪名，把某些已经纠正的错误、失误无限扩大和上纲，他们清楚只有这样做才能否定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一旦能把这一历史主体彻底否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就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结论了。这些人一直为动摇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而绞尽脑汁和施展拨弄伎俩。他们与广大群众相比，尽管人数并不多，但其煽动能量却特别巨大，不少青壮年被他们所迷惑。30多年来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所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无论怎样形容他们的恶迹都是不会过分的。去年我曾在我的那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论文中说：他们如同中国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散发着浊气，释放着毒素。我今天仍然认为这种比喻是恰如其分的。我生活在一座中等城市里，但是我身边的某些青壮年知识分子非常崇拜这些人，并且他们也效仿这些人到处鼓噪。六年前我身边的一位不满四十岁的副教授公开宣称“如果现在再出现一个列宁和毛泽东，那将是人类的灾难”，而且就是这张嘴却被不少单位的领导视为上宾，四处讲演兜售其思想并获取不少酬金，因为那些领导有一个标准：只要赞扬改革开放，至于他想讲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了。应该说，中国出现的这批知识分子，若论其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都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但是他们善于见风使舵，能够观察上司的眼色行事，随时可以抛出让上司美滋滋的肉麻和吹捧，并趁此塞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洋玩意儿，那些无知的上司却又觉得十分新鲜，而且很合自己的心意和口味，久而久之他们对这些歪嘴和尚们也就特别关照，甚至成为不同层次的党和政府的“咨询专家”和“著名学者”，长时期相互之间的默契成就了这批人的话语权和出镜权。他们俨然以“改革者”、“理论家”、“学术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对新中国前30年进行恣意丑化的舞台上。谁要对他们的那一套那怕稍有一点点不同看法，他们就要抡起“反对改革开放” 的大棒砸人。就要给人扣上“极左思潮”的帽子，就要给你扣上“反对当局”这样一个可怕而又更大的大帽子，甚至连经济理论泰斗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刘国光教授也不放过。特殊环境下产生出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精英”，由于同社会方方面面的盘根错节相连，所以他们做起错事来也就霸道得近似疯狂了，它实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难以抹去的不光彩之页。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批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人的人品极为低劣，说假话，造假事、坏事的能力令人吃惊。这些人对弘扬毛泽东思想这件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特殊仇恨，竟然在2009年年初以盗名欺世的卑劣手法、在网上自编、自演了一场丑剧，并波及到海内外的八九家网络媒体，妄图以制造混乱达到遏制人们弘扬毛泽东思想的丑恶目的。让我这个活了七十岁的人见了个大世面，也使我初步了解到我上面讲的中国那一部分的人品竟如此之劣。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2月23日中国晶牛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了海内外学者参加的第十届毛泽东思想研讨会，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纪念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伟大思想发表60周年。本文作者向研究会提交的论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会后在毛泽东思想网上发表。几天之后，有人盗用我的名字发表了题为《团结在毛新宇主席周围为夺回人民的江山奋勇前进》的恶文。他们的这种卑劣行为，一下子使我想起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启事”事件。那是国民党特务企图以污蔑周恩来达到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而编造的“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一个阴谋。时间跨过去了七十八个年头，想不到二十一世纪的第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竟有人毫不逊色地效仿起国民党特务恶毒盗名欺世的手段，搞了一场波及到海内外七八家网络媒体的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与国民党特务有一点不同的是：此人不敢盗用弘扬毛泽东思想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及老干部、老英雄的名字，而专门挑我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教师。但此人盗我之名写出恶文再对恶文进行“反驳” 的水平却真的比七十八年前的国民党特务更阴险和毒辣了。因为他之所以要编造出一篇毒性十足的恶文，就是要专门为他进行“反驳”可以借题发挥的丑恶目的而服务的，在这一点上七十八年前的恶毒国民党特务其恶毒水平就比此人逊色多了。因为此人在对他自己造出的那篇恶文进行“反驳”的时候把毒箭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用皇权传位之类的恶毒语言对准了毛主席，对准了那个无辜的也是人民教师、研究员身份的毛新宇同志，恶意把毛主席、毛新宇捆绑在一起，那种政治挑拨和暗示的极端卑劣手手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21世纪的今天，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政治流氓如何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