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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和1、3军星夜出走以后，徐向前说：“不能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立即传达了徐向前的命令。
消息传到左路军，张国焘借题发挥。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军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中旬，南下部队向着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进发。
10月5日，在西康省马尔康东南的卓木碉召开会议，会场上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张国焘大肆诋毁党中央，扬言组成新的中央。并迫使朱德、刘伯承等就范。朱德说：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甚至世界都知道；你硬要我反对毛，我做不到；红军内部应该讲团结，不能让蒋介石看笑话，他明确表示：“北上是正确的”。并说，我拥护北上，但你们坚持南下，我就只好跟着南下。刘伯承说，从全国形势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还有川军，向南就会碰到他们；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走。
张国焘宣读了“临时中央”的名单，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宣布将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张国焘自任“临时中央主席”。
面对张国焘导演的这场丑剧，彭绍辉当夜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反对意见，信被截获，张国焘就将彭绍辉软禁起来。
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怒不可遏，径直找到张国焘，当面指责说：你又另立一个中央，这算个啥?这不是同中央闹对立吗?
郭天民、陈伯钧也表示反对意见。
有的同志甚至提出单独北上，找中央去。
红四方面军许多同志对张国焘此举亦议论纷纷。
徐向前在会上未发言。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恳切地说，党内有分歧，谈一谈，总会解决的，不能用另立中央的办法；亲者痛，仇者快，敌人知道了不好。张国焘一意孤行，徐向前只好把全部精力投入军事斗争中去，以保证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朱德认为四方面军是支好部队，是跟党中央走的。张国焘不得人心，是孤立的。他决心在南下期间，团结这支部队争取重新北上。张国焘采取各种手段排挤和刁难朱德、刘伯承，封锁文电，不让过问事务，连部队也不让接近。张国焘指使人去抢朱德的战马，甚至下令炊事班不给朱德饭吃。警卫员非常生气，朱德劝他，不要把火发到同志们身上，拉走了马，我们还有两条腿，照样可以走路。朱德离开红军总部，搬到徐向前的前线指挥部去，同徐向前、陈昌浩一起，共同管理部队，研究打仗。
10月中旬，南下部队经过10余天的奋斗，击溃川军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俘获3000支枪，占领懋功、达维等要镇。
11月，南下红军集中第4、9、30、31、32等5个军的兵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歼敌5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态势。
11月16日至22日，南下红军15个团与川军十几个旅在争夺百丈关战斗中，血战7昼夜，毙伤川军15000人，红军伤亡近万人。此战红军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成为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战略防御的转折点。在敌人跟踪追击、重兵压迫、堡垒封锁下，红军南下或东进已不可能。
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一带，1935年的冬天，一反常态，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丹巴、懋功地区更是漫天皆白。撤离百丈关战斗进军此地的红军将士，衣单被薄，受到严冬的威胁，白天难以值勤站哨，夜里也无法安眠。这里地广人稀，环境复杂，兵员补充发生很大困难，驻地亦常受到民团的袭击。最严重的还有几万人的粮食问题，此地本来物产不丰，适值大雪封锁，派出去的筹粮人员在崎岖的山路上，爬冰卧雪，半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部队只好挖野菜、采野果充饥。
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央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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