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淡化了。周病入膏肓，已经不值得让激进派在他身上花费时间了。

　　相反，张春桥和姚文元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运动，这是针对邓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注重政治思想的一个术语。但是毛讥讽他们说，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甚少”，宣称教条主义同经验主义一样恶劣，而真正成问题的是修正主义，其中就包括这二者。

　　当年夏天是激进派厄运中的低谷期。

　　5月末与6月，江青及三个党羽，按照毛的指示，都在政治局里作了检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毛获悉罗克珊·维特克，一位最具美国女性气质的汉学家，正预备在她本人约莫三年前进行的数次采访的基础上写一本有关江青的书，而这种采访事先并未得到毛的授权。这又一次使他勃然大怒。“孤陋寡闻，愚味无知。”他嘲骂说，“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康生听到了毛的话后，给这位主席写了一封信。声称他发现了江青和张春桥两人都是30年代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的证据。但是没人敢递送这封信。康不久后便死了，周又当面对毛说起，毛只说：知道了。

　　然而，江青要不挺到底的话就玩完了。她清楚，毛尽管如此行事，但她和她的激进派同伙们却是他可以相信的仅有的几个在他身后能够保持文化大革命火焰不至熄灭的人。他可能诅咒她，但他也需要她。

　　9月，激进派发动了进一步的试探攻击，以显示邓的现代化的努力违背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夏，主席用去数星期时间聆听旁人为他朗读他最心爱的小说之一——《水浒传》。毛曾经评价说，宋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该书的价值就在于它对投降主义的描写。

　　这成为又一波声势滔滔并深奥难解的大辩论的话题，表面上是学术性的文章，却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即邓的恢复经济秩序的努力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江青在一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把运动推向高潮：“宋江架空晁盖。有没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我相信有！”

　　这位主席在她讲话的文本上手书：“放屁！文不对题！”并下令禁止分发。

　　然而，潮流却正在转变。尽管有着毛对激进派正在苦心经营的辩论的轻蔑反驳，他对邓走得过远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关注。邓对改善生活水平强调过多，对阶级斗争强调不够。9月底，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替代了王海容，接管了负责毛与政治局联络的官员一职。此举是出于这样一种畏惧，即主席一旦不在人世，无力防止邓小平放弃文化大革命及其价值的计划，这可以作为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加以防范。

　　邓本人嗅到了这种变化的情绪。“有的人无非说你……搞复辟，搞倒退嘛……他说他的……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如果把工作搞好了，再打倒也没有关系。”毛的一班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当月，这位主席变得焦虑和易怒。

　　最后，一个小的偶发事件触发了危机。毛请邓主持一次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局讨论会议，会上他将用他通常扳手指头计数的方式，说是有七分成绩和三分错误。邓却礼貌地加以回绝，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位”，但是，毛立即意识到，实际上是因为他不希望卷入这样一种将文化大革命置于积极意义上的评判工作。毛对此事再未直接提及。但随后他就对他侄子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一是要算帐。”

　　至此，只需一小步就可以让毛宣布“走资派还在走”了。

　　在清华大学里的一场似无关联的辩论——那里的党委书记是江青的一个党羽——导致了毛对邓的指责，说在攻击激进的教育政策的借口下他对那些人的支持，实际上“矛头是对着我的”。11月底，毛的看法被传达到政治局和军委的一个会议上，这个会议是由华国锋主持的，他是高层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既不属于激进派又不属于老干部派系的人之一。按照毛的指示，会议传达了“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是一场以邓为主要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新运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