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此时只是一名中央委员，时年37岁。没人对他说过他为什么被送到首都来，当主席单独接见他并询问他一些有关他的生平和看法的问题时，他感到十分困惑。很明显，他飞黄腾达起来了，因为毛让他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一个远超乎他的可怜巴巴的学历造诣的任务，他也感到极端难以忍受。他还发现很难适应毛的夜猫子似的工作习惯，竟然萌生了思乡情结，打电话给他在上海的朋友们抱怨生活是何其枯燥。然而，到12月底，就在毛79岁诞辰的两天之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北京军区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将他作为“主席注意到的一位年轻人”举荐给大家，还补充说推举他这一代人到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担任副主席职务正是毛的意图。这并不仅仅是毛之角色上的反复无常所致。刘少奇和林彪两人都具备担纲全党的高位。张春桥没有。他过深地卷入了激进派的派系活动(并与江青过于接近)，掌握不了党的主流派的忠诚，并且其态度也过于派系化，无法与可能的温和派领导人协同工作。

　　王是一位外来者，是一匹黑马，由于他一直远离首都的是非之地，并无多少派系色彩。

　　1973年3月，按照毛的指示，他开始出席政治局会议。除他之外还有两个新入道者：华国锋与吴德。华首次引起毛的注意，是在50年代他担任毛的故乡湘潭县的中共县委书记的时候。吴德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两人都比王洪文年岁大：华51岁，吴60岁。像王一样，他们都未染上激进派的资质，具有充分的跨越派系界限以建立支持网的中间派色彩。万一毛的基本战略失败，他们就可以充任支撑物。

　　对主席来说要想将这一切放置稳妥的话，还遗留着一个难题有待解决。4月12日，一位矮小壮实的汉子，蓄着平头并略带一点灰色的短发，出席了人民大学堂的款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个宴会，看上去他就像从未离开过那里似的。邓小平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个月前静悄悄地被平反了，并恢复了作为一位副总理的工作。

　　邓其时年近69岁，差不多是王洪文年岁的两倍。他的复出部分地由周的癌症所促成，寻找一个替身的情形紧迫，部分地由于他在8月份时曾上书给主席，呈上了一个灵活的呼吁，称赞了文化大革命是“一面极大的照妖镜”，揭露了像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恶棍(并且顺便提到他本人很想回去工作)。但是，邓复职的基本原因还是毛的清醒认识，就是说，不可能设想王没有一点协助地去接班。主席的宏大设计是，他们应当一道工作，王领导党而邓领导政府，直到这位年事较幼者在10到15年后，在这条道上具备了知识经验，羽翼丰满到可以独当一面地治理中国的时刻。毛十分明白的是，邓具备维系军队秩序的声望而王没有；邓有能力使得行政机构保持运转，王还不能。但如果王能够在毛过世前作为其举起党的大旗的继任者的形象被树立起来的话，他的年轻和对文化大革命价值的承诺，初看起来极像是这位主席保证其思想遗产历久而不衰的最大希望了。处于这一目标观察之下的王，在党的十大上被赋予了一种显赫的作用，并且在新的政治局中，出乎党内外人士的预料，他占据了党的阶级组织的第三号位置，仅次于毛本人和周，具有了副主席的职衔。邓也恢复了在中央委员会的位置。这就是在毛身后将有一个激进派人物和老干部的混合体共同治理中国。在政治局和常委会中，在以江青集团为一方与以周恩来和叶剑英为首的老干部为另一方的两个派系之间有一种大致的平衡。

　　1974年6月，病势危重的周恩来住进医院接受长期的癌症治疗，毛指派王洪文接管政治局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

　　这样，到1974年6月时，主席已经将这种政治伙伴关系安顿到位并寄希望于他们在他身后继续他的工作。

　　然而，这一安排终于再一次演化为一纸空文。

　　不像毛以往期望的那样，王和邓两人都卷入了这种对立的斗争，而不是超然于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