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年轻的上海被保护人，不是去努力建立自己在领导层中的独立力量，而是愚蠢地(倘若不是由其背景所决定的话)与江青和激进派集团的其他人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很使毛感到厌恶和激怒。

　　1974年7月17日那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重申了对他妻子的不满态度，他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他第一次指责王和其余的激进派组成“四人小宗派”。这随后被演变成“四人帮”的熟悉称呼。

　　随后他立即离开北京去武汉和长沙，并留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秋冬两个季度了。在这当儿，他的医生们发现，除去他已知的所有的病症——这其中包括褥疮、肺部感染、心脏病以及缺氧症(血液供氧不充足)——外，毛还患有罗格里格氏症，这是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精神失调症并诱发咽喉与呼吸系统疾病。医疗组估计他至多还能活两年。他们的诊断没有告诉毛。但他的日渐衰弱肯定已经使他自己明白，如果他打算对他接班人安排作进一步调整的话，最好是越快越好。

　　决心既已下定，事情就办得很迅速。

　　10月4日，毛指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使他成为了周的正常接班人。江青勃然大怒，在两星期后的一个政治局会议上，她带着她那一伙人对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发动了协调一致的进攻直到后者站起身来拂袖而去。第二天，王洪文飞到长沙通知毛说，他是秘密地代表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的，没有提及政治局其余人，因为他们可能与邓和周恩来的活动有关连。他们感觉张春桥更适宜领导政府而不是邓。宣称生病的周，正在与其他老干部领导人一起策划阴谋，创造一个篡权的气氛，就像1970年在庐山时那样。

　　如果毛需要他的指定接班人是个傻瓜的证据的话，王这回干的可是再好也没有了。他受到一顿臭骂后被打发回去，还受到警告说将来再不可接受江青的误导。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毛的妻子在三次以上的场合中都试图劝说他，邓是一种不利因素，他应当转而提拔她的党羽，但惟一的效果就是让这位主席更加铁了心。他决定不光要提名邓担任高层副总理，还得让他拥有党中央和军委的副主席职位，并进一步被确定为总参谋长。他确定说，江青有野心，她自己相当党的主席。“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他对她说，“你积怨甚多。”相反，他称赞邓是“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5年1月初，毛的决定得到一次中央全会的认同，这是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从那时起领导层会议就不再由周或王洪文主持，而是由邓主持了。

　　就所有这些暗示和提议来看，毛已然放弃了王。

　　他还没有彻底放弃一个联合领导班子的主张。但是这位年轻的上海激进派在其中已经没有了位置：他表现得过于愚蠢了。江青同样出了问题。11月在她派人送给主席的一份检讨中，她写道：“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毛表示同意。江是忠实的，但却野心勃勃，不够资格——而且好得罪人。他曾有一次对如堕五里雾中的亨利·基辛格说，中国是一个穷国，但是“我们过剩的东西是女人”。如果美国想进口一些，他会很高兴的，那样他们那里就会出乱子，而让中国安宁起来。1975年1月，毛已经绝无幻想，江青，是对于任何接班人的安排都是看上去有好处但实质上却会导致毁灭性结果的人，故而她在其中都是绝对不会有份的。

　　那么剩下的只有张春桥了。毛对张的怀疑是导致他一开始提拔王洪文的原因。然而，总得找个什么人充当邓的制衡力量。于是，张被指派为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主任。

　　文革后的五年正式告一段落，并引导着毛的思想转到经济上。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对全国人大提出一个争取“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规划。在李先念和叶剑英的支持下，邓用去以下的十个月时间努力不懈地去把这个目标付诸实施。江青及其党羽阻挠他的努力，但是毛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