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大凡有价证券都有一组阿拉伯数字号码,比如人民币,比如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比如各种社会组织发行的代金券,绝大部分是有号码的。这些号码,在票证印刷工序中叫“编号”,即给同样一种有价证券编一组号码。编制的方法一般从1号开始,到发行总数最大一个数字。如果计划发行10000万张有价证券,则从00001到10000递进顺序编号,一张一个号码。这种编号,不但有防伪功能,还有印刷发行数量的统计功能。
正因为有这种统计功能,人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某种有价证券号码的收集与整理,梳理出有价值的史料。
我们来看看中央苏区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情况,就明白了。
1933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6月17日至21日,临时中央政府召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会上订立了《八县查田运动竞赛条约》(图1),其中第三条说到:请求中央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来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支援革命战争。临时中央政府很快采纳了这个意见。7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同时颁布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批准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的计划,从8月1日开始实施。
图1 1933年7月5日《红色中华》第91期第6版《八县查田运动竞赛条约》
关于中央苏区这次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情况,有关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由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第497页),在说到经济建设公债实际发行情况时,引用了1934年2月2日刊登于《斗争》报第45期,陈云《为了收集粮食而斗争》文章里的说法:“到现在各地承认推销的公债已超过了三百万元”。
由学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王国本主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第227页),在“三次公债”条目中是这样阐述的:“经济建设公债是1933年7月22日开始发行的。公债金额300万元,利率周年五厘,利息从1934年10月起,分七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五分。公债还本,从1936年10月起,分五年偿还。公债面额分为5角、1元、2元、3元、5元五种。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并作其他担保品之用。购买本公债者,交谷交款,听其自便。还规定这次公债以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及其他国营企业所得利润为付还本息之基金。”
由档案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李敏、孔令华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第309页),在“经济建设公债”条目里是这样阐述的:“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苏区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和充实革命战争费用而于1933年7月22日批准发行的一种政府公债。发行总额为300万元,年利率一分。偿还期为5年。面额有伍角、一元、二元、三元、伍元等5种。发行范围为整个中央苏区。于1933年8月1日在瑞金正式发行。由于苏区广大军民的积极支持,300万元公债发行任务如期完成。”
由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李年椿编著的《中央苏区货币文物图鉴》(第142页),在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时说到:“1933年6月,为解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在中央政府召集的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及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决定建议中央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并于同年7月颁布《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经济建设公债的票面分伍角、壹元、贰元、叁元、伍元5种。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的2/3将用作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和工农业生产,1/3用作革命战争经费。由于群众的拥护,认购的经济建设公债很快就超过了300万元,这对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罗华素、廖平之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173、174页)说:“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推销工作主要由国家银行具体办理。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踊跃认购。到1934年2月,各地承认推销的公债超过300万元,完成了推销工作任务。”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舒龙、凌步机主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第336页),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一章中说:“1933年7月,为了筹措经费开展经济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又决定在全中央苏区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经过深入动员并开展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竞赛,公债认购任务如期完成。”
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张侃、徐长春著的《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第295、296页),在谈到中央苏区的财政收入时,是这样表述的:“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在中央苏区发行50万元,在湘赣、湘鄂赣各发行5万元,只用了20天就超额完成任务。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原定一个月时间发行120万元,可仅用15天时间,即发出128万元,比原定数目超过8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到1934年1月,各地承认推销的公债早已超过300万元。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中央苏区通过公债这一形式获得了财政上的资金480万元左右,这对于战争与经济建设而言,意义无疑极其重大。”这里说的通过公债这一形式获得财政收入480万元,扣除革命战争公债的180万元,实际上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数量是300万元。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余伯流、何友良主编的《中国苏区史》(第877、888页)一书中,在谈到苏区经济建设时说:“1933年7月,临时中央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但由于苏区经济的实际困难,至1934年3月,根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25个县的统计材料,还有大约80万元的公债和3万担土地税没有收集完成,后来提出不要现款,改收谷物,实际上变成为筹集军粮,这期公债的发行也就无形中结束了。”
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编著的《中国红色金融史》(第235、236页)一书中,在谈到国家银行科长的金融业务时说:“到1934年2月,各地承诺推销的公债300万元。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上节节失利,经济建设公债无法按时完成认购,一再延期,最终未能全额交至国家银行,还本付息工作也因长征而中断。”
上述经典史料对于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数量的叙述,基本上如出一辙。
上网查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条目,显示的是:“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公债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苏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和充实战争财力在中央苏区发行的公债。1933年8月发行,发行总额为300万元,期限7年,年息5厘。从1934年10月起分7年付息,从1936年10月起分5年偿还公债本金。后因红军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故未按时还本付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债的还本付息方告结束。”
读了这些经典史料与网上所说的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情况,绝大多数人会觉得公债发行300万元是铁定的事实。
可在我收藏与研究苏区文物过程中,却发现了新的情况。
前几年,我在学习李年椿先生编著的《中央苏区货币文物图鉴》时,发现第145页有一张经济建设公债贰圆券图片,号码是604609(图6)。而在我自己的收藏品中,有一张357653号的伍圆券(图8)。从这两张债券的号码看,贰圆券发行金额是120多万元,伍圆券是178.8万元,两种相加大约就达到300万元。何况另外的伍角、壹圆、叁圆三种面额债券金额还没有统计在内。
这两张经济建设公债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让我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300万元的数量产生了怀疑。但这也仅仅是怀疑,就像数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要证明它可得花很大的力气。就像陈景润先生,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竟然花费了一辈子的时间。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我翻阅了从1933年8月至1934年10月所有的《红色中华》报,其中有很多当年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情况的新闻报道:
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之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迅速掀起了认购热潮。在八县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会议上,八县贫农团会议上已经自动承认推销经济建设公债250万左右。在江西的长冈乡,会前各代表及宣传队走村串户向群众作详尽的动员宣传,到开会时,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结果长冈乡5000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的。而瑞金县云集区用互相竞赛的激励办法,不到三个星期就推销了25000多元,半个月后又推销了近9000元。长汀县红坊区五天之内就推销了10000元。在胜利县,有一位贫农,赶了两头牛犊到圩场上卖,得款28元,他转而一头进入乡苏政府,买了28元公债券。
同样在中央机关,购买公债的积极性也很高。例如,中央印刷厂工友支出工资的一半,无线电工作人员拿出一部或全部的津贴费去购买公债。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节省伙食不分伙食尾子,红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及少共中央局工作人员写信回家拿钱来购买公债。至于拿谷子来折付现款购买公债,更是普遍现象。为了节省更多的伙食费用来购买公债,少共中央局及通讯学校的工作人员自己种菜、砍柴、养猪。
由于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购买热情高涨,在各级会议上代表们及红军指战员都纷纷写信给中央政府,要求再增发2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就在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不久,1933年8月12日至15日,中央苏区召开南部17个县经济建设大会。与会代表觉得,要加快苏区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公债发行300万元不够,应该增加发行数量,所以,“大会并且一致通过,要求中央政府增发经济建设公债200百万元,以更充裕经济建设的力量。”(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911页)
1933年8月19日《红色中华》第103期第3版,刊登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给中央政府,石城全县乡主席大会给毛主席并人民委员会,关于《热烈要求增发二百万公债!》的请求信(图2),请求中央政府增发2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把发行计划由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
图2 1933年8月19日《红色中华》第103期第3版《热烈要求增发二百万公债!》
从1933年8月15日,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制定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筹款、建立谷仓和粮食调济分支机构的竞赛条约中可以看到,仅17个县认销经济建设公债就达到355万元。(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915页)另外,根据1933年9月3日《红色中华》第107期第2版《经济建设大会的胜利》报道(图3),江西和闽赣两省北部11个县,又于8月20日至23日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会上共认销经济建设公债161.5万元(有三个县缺席)。两次经济建设大会的25个县共认销经济建设公债516.5万元。
图3 1933年9月3日《红色中华》第107期第2版《经济建设大会的胜利》
那么,这些请求究竟有没有得到临时中央政府批准,经济建设公债发行计划是否提高到了500万元呢?
1933年10月2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事业,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发行超过了300万,大概500万的数目是可以实现的。”(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1145页)这段话,很明显地说明了临时中央政府虽然没有发出正式文件,但实际上已经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在实施过程中,把经济建设公债发行计划从300万元提高到了500万元。
为证明经济建设公债发行500万元的历史事实,我从收集经济建设公债号码入手,从中找到了可靠证据和正确答案。
根据多年的收藏实践和下载网络拍卖图片统计,各种面额经济建设公债券的号码情况是这样的:
图4 经济建设公债伍角券
伍角券:006865、040538、061106、067162、080143、086785、107484、115257、130691、138271、140348、143275、174860、176648、205339、211874、219012、219069、225443、231459、232047、232086、239171、244466、251416、268397、276649、288421、292381、298186、394422、409892、418016、421943、480716、509473共36个号码,其中最小的号码是006865,最大的是509473号。
图5 经济建设公债壹圆券
壹圆券:017592、026366、036810、037995、045620、058230、078280、155480、158425、166188、175857、193369、193491、203608、206458、210614、226365、223588、253380、253413、264190、267736、300694共23个号码,其中最小的号码是017592,最大的是300694号。
图6 经济建设公债贰圆券
贰圆券:010469、020748、052101、053880、058838、059196、061250、123174、123175、140242、143127、143360、147697、155664、166998、172668、174054、175714、193139、234301、278452、292646、293645、309499、317728、392812、405603、468302、509621、548688、580493、600350、604609、681854、691354共35个号码,其中最小的号码是010469,最大的是691354号。
图7 经济建设公债叁圆券
叁圆券:000995、022832、038327、050142、050144、062882、072303、074196、078342、086515、089072、103086、108864、104694、109530、118733、152453、243529、267179、325705、325741、340391、342191、358506、356189、365505、382720、393975、408311、420520、421980、430310、437854、449077、459379、470348共36个号码,其中最小的号码是000995,最大的是470348号。
图8 经济建设公债伍圆券
伍圆券:010023、022150、030799、032814、114357、119846、129898、140319、150495、154432、159661、205455、212419、215230、259011、252344、252414、260959、263467、267291、275538、278882、278883、283272、288154、288427、288428、300928、303891、315358、318354、320120、324093、332315、339613、357653共36个号码,其中最小的号码是010023,最大的是357653号。
以上伍角、壹圆、贰圆、叁圆4种债券最大号码由江西省赣州市网友(网名:贡江之畔)提供,伍圆券最大的编号债券为笔者收藏,其他号码大多数来源于《雅昌艺术网》(www.artron.net),少数由个别收藏家提供。
从上述号码分布情况看,各种面额债券的编号都是从“0”字头开始,到最大号码的字头,中间各种字头的号码都有分布。如贰圆券的号码有“0”字头、“1”字头、“2”字头、“3”字头、“4”字头、“5”字头、“6”字头的。这些号码的分布,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公债的印制编号没有断码现象,也不存在大的跳号现象,完全是严格按照递增顺序一张一码从000001到最大号码印制完成的。发行过程中,也不存在留存某些号段债券的现象。因此各种面额债券的最大号码是客观真实的,可靠的。
按照这个号码统计:伍角券至发行了509473张,合计金额254736.5元;壹圆券发行了300694张,合计金额300694元;贰圆券发行了691354张,合计金额1382708元;叁圆券发行了470348张,合计金额1411044元;伍圆券发行了357653张,合计金额1788265元。五种债券总计发行了2329522张,总金额5137447.5元。按四舍五入,总金额是514万元。
应该说明的是,这514万元数量是事隔90年后从现有存世文物中查找到的根据。众所周知,存世文物受至于各种因素,肯定少于当年发行的实际数量。所以,514万元是最小的数字了。也就是说,当年苏区群众至少购买了514万元以上的经济建设公债,实际购买的数量肯定超过了这个数字。
另外,在收藏实践中发现,有部分经济建设公债没有加盖编号,这种没有编号的债券又究竟发行了多少?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无法进行统计。
据史料记载,当年苏区群众虽然自己勒紧裤带过日子,但一说支援革命战争,许多人将已经购买的经济建设公债无偿交还给政府,不要政府还本付息。这交还政府的公债券,政府收回来之后是否再次发行?从苏区政府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分析,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这种重复发行的公债又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
就目前514万元这个数字看,比当初《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规定的300万元,整整多出了214万元。这个数字,与南部17个县经济建设大会,要求增发经济建设公债200百万元,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给中央政府的请求,以及与中央苏区25个县自认推销的任务总数516.5万元,都非常巧合。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原计划发行300万元,后由于各级政府和群众的请求,实际发行超过了500万元。
500万元对于当时极度贫困的中央苏区群众而言,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以当时中央苏区人口250万计算(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人口更少),平均每个人都贡献了2块大洋。如若按照目前市场交易价格,以每块大洋大约1000元人民币计算,仅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一项,中央苏区群众平均每个人就贡献了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
假如现在14亿中国人每人能捐款2000元搞国防建设,可以购买12727枚目前最先进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每枚造价2.2亿人民币)。俄罗斯目前有导弹总数是5580枚,美国是5044枚,比美俄两国总数还多。
由此,我建议相关专家与学者,在著书立说时,若有提及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的情况,敬请写上“实际发行超过500万元”几个字。这不仅仅是对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缅怀,更是对苏区无私奉献精神的一种弘扬!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苏区群众的无私奉献,应该更好地学习苏区精神,发扬苏区优良传统,兢兢业业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无私无畏,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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