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出版的专著及发表文章的部分刊物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步入红色收藏之路，一晃就几十个年头了。我搞苏区文物收藏研究，与红色苏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从收集、整理、研究、展示到撰写文章，都有一种苏区精神鼓舞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当然在这条红色收藏之路上，也曾经有过酸甜苦辣的经历，有过心情愉悦的时光，有过灿烂荣耀的美景。感恩天不负我，人不负我，苏区的红土地不负我，红色收藏界的同行们不负我，将我冠之为“红藏文胆”的称号。

    说实话，一个人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会、交流会，是个好事，认识的人多，藏品看的多，叫做见多识广。但是呢，你不把心思用在研究自己的藏品，去学习与藏品有关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老是去追求跟谁合影啊，跟谁签名啊，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这就欠妥了。你必须静下心来多研究研究，多学习学习，把你的藏品都研究透了，才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有了藏品，有了文化自信，那你才能在这个收藏圈里有说话的份量，才牛！

    收藏也不能只作为一种投资，收藏是一种雅趣，一种对真知探索的高尚文雅情趣。一件藏品在藏家眼里就是一片天地，其情结和内涵只有收藏家本人才能了解透彻。说是收藏物品，不如说是收藏知识。得到一件藏品，要去研究它，不断寻找相关资料，学习相关知识，包括工艺特征、风物人貌、历史背景等等。然后再不断推敲、辩证。这需要极大的耐心、长久的时间和端正的态度。才能通过收藏的行为，获得知识的升华，文化的升华，修养的升华，人生价值的升华！

    我曾经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四部专著，全部由全国新华书店统一经销。在《中国收藏》杂志的钱币和纸品两个专刊，在《中国钱币》、《中国红色收藏》、《东方收藏》杂志，在各地的报纸，相关的网站和微信平台，近十年来，发表了大量的苏区文物研究文章。一个网友评论说：洪荣昌先生能收集到这么珍贵的文物真是奇迹，又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真是奇才。当然，这是夸奖鼓励的语言。但，我在收藏实践中，确实感到，收藏的品位在于他对藏品本身的研究。只有当你把自己收集到的东西研究透彻了，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到了这件东西。

    研究藏品是收藏人心灵的修炼

    收藏这个行当，古代叫“玩”。玩不但要玩的开心，而且还要玩得有品位，才能真正体现收藏的真谛。我们周围不少收藏的人，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多的精力去收集和研究藏品，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旁证博引，这就是一个收藏人心灵的修炼。

    收藏要用心去收藏，研究要用心去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某一目的，写几篇文章发表一下。要把收藏研究当着一种修身养性的过程，你才玩的开心，捡漏不惊打眼不恼，长此以往，才能玩出品位。我们不是急于求成投机取巧的商人，也不是收购破烂囤积居奇的仓库保管员。我们是收藏家，或者说立志成为一个收藏家，就别忘了在收集藏品的同时，花时间去认真研究，寻找那藏品背后的故事。

    对于我们已经退休的人，时间不是问题。其实，就是工作繁忙的人，也是可以把收藏研究搞好的。吴南生老先生，大家不一定非常熟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经的“改革闯将”、广东省委原书记。前半生的戎马生涯里，吴南生与字画收藏结缘；之后指点江山、力主改革的风云年代，他广结善缘，使不少散失的古代字画“聚”于一室；近年来，他又大手笔地将这些“心爱之物”捐出，分别成了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拍卖古画筹集巨资给广东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建希望小学、中学。1948年，还在任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时便开始对古物字画产生兴趣。1955年，从海南岛回到广东省委工作的吴南生，礼拜天经常到文德路走一走。广东省博物馆书画研究员朱万章说，吴老在从政之暇，雅好书画，并与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刘九庵、杨仁恺、苏庚春、王大山等结下深厚友谊，耳濡目染，练就了一双慧眼。

    吴南生对收藏研究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绚丽归于平淡，在收藏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非常人所能及。超越“物役”、“物累”对人心的羁绊，抛弃功名的重枷，才能步入收藏的最高境界。

    研究藏品是促进学习的一种动力

    研究自己喜爱的收藏品，需要丰富的知识做后盾。要搞清楚一件东西的来龙去脉，要费很大的力气。我们许多收藏者所收藏的东西，不一定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要研究，就会去不断学习，成为一种自觉学习的动力。我也由于不是学党史专业的，对苏区方面的知识非常浅薄，所以每收到一件苏区文物，都得花很多时间去请教书本。

    比如，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研究。在纸币、银币、铜币三种货币中，只有纸币和银币有明确的发行时间，可铜币是什么时候发行的，所有的货币发行史料都没有确切的记载，即便是权威版的教科书也没有说清楚。我还认真观察了各个评级公司对这种币制作时间的说法，无一例外都说是1932年。可我是研究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版式的，研究发现五分铜币的版式数量与教科书上说的差距太大。因此，我为此花费了好几年时间，终于在今年，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文库》之政府系统卷的1412页里查找到。原来铜币是1934年2有5日开始发行的。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揭开八十三年尘封之谜》的文章，发表在《古籍》微信平台上，公开了我的研究成果。既了却了我的心愿，又传播了钱币文化，得到同行们的认同。

    研究藏品对提高藏品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近，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幅《丝路山水地图》，引起了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文博界的轰动。前几天，11月30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向捐赠《丝路山水地图》的企业家许荣茂先生，颁发捐赠证书。

    这幅明朝中期的画，民国初年几经辗转流落到北京琉璃厂，而后它开始了“环游之旅”：先是被日本人买走，后又被日本京都一家著名的私人博物馆秘藏。再后来在拍卖公司公开拍卖。这幅画长3012厘米，宽59厘米。是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当年被日本博物馆收藏时被当成了清代山水画。直到拍卖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幅画的真像。然而，它的真正身份却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重新发现。它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幅地图，是明朝绘制的丝绸之路地图。反映了明代中国在丝绸之路沿途展开各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盛况，向世界证明了我国在明代就已经拥有认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形地貌的历史，说明了十六世纪前期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知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还首次揭示中国地理学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这个考证不得了。难怪一知道拍卖信息，故宫博物院单院长就到处筹钱购买。那是还没有被人认识的国宝啊！

    你看，研究藏品有多重要。我曾经在一个买卖废纸的商人那里，买过一张破书封面。这张折叠式的破书皮，翻开来，竟是一张“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我给军博的专家看过，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是1929年古田会议以后，我军政治建军的历史物证。一张1936年东北抗联第三军党政军系统表，在军博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张表与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非常相似，但制表单位的级别却要低的多。你说应该有什么地位？因此，我对其进行了考证，写了一篇《破旧封面下的红色秘密》的文章，发表在第四期《中国收藏》纸品专刊上。

    收藏不仅仅是一种收集行为，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发现藏品的内在价值。并且把这些发现，整理成文章，公开发表，提高大众对收藏品的认可度。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不仅要有藏品，而且要有专著。收而不研，愧对藏品。

    （此文原系2017年12月3日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收藏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红色收藏高端论坛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