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可能不太清楚，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个外国人，竟然当上了红军炮兵的最高长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团长。

    2021年秋天，一个收藏界的朋友转让给我一张盖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司令部印”的红军临时借谷证黑色壹百斤券。由于此前我从未听说过红军还有炮兵司令部这么一个单位，问了不少党史、苏区史专家，都说没有听说过这个单位。于是，我翻阅了不少苏区、红军史料，写成了《借谷证背后之遗忘的炮兵司令部》一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里。

图1 盖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司令部”印章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文中我根据文献记载的1934年4月13日林彪、聂荣臻向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由军委成立炮兵团,加以最实际的炮兵技术教育……对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有极实际的意义”建议，和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实物，按正常逻辑推理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过炮兵团。并根据已经发现苏区文物中的一些特殊性，解释为红军临时借谷证上的印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司令部印”，实际上是少了一个“团”字，应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司令部印”。

    文章发表一段时间之后，微信“东路军后代群”网名“石头哥”的，在群里发了个颠覆我认知的留言：“@洪荣昌，我父亲就是赵章成，你文章里提到的陈良全1934.10～1935.7任红一军团炮兵营政委之事可能不实。查了炮兵干部表册未见有陈良全的名字，红军时期炮兵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炮兵营以上干部，解放战争炮兵团以上干部名单基本都收存了。另外1934～1936红一军团炮兵也未见此人名字。”

    看到这条微信，我马上转发给为我提供陈良全资料的陈磊（陈良全之孙）先生。陈磊先生非常负责任地发给我他爷爷在1949年和1967年两份原始档案照片，证明他确实担任过红一军团炮兵营政委，只不过时间很短，证明人栏目写的就是被誉为“神炮手”的赵章成。

    为弄清楚此事，我又花去200多元在“孔夫子旧书网”买了一本《炮兵•表册》（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6月版）。该书确实找不到陈良全的记载资料。对此，陈磊先生解释为：因为任职时间很短，写史料的人会不会遗忘了？我收藏了不少苏区文物，在研究这些文物时，确实发现过一些史料记载与文物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他爷爷的事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很难说清楚。就像飞夺泸定桥21勇士的名字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一样，有待后人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此为后话。

图2 《炮兵•表册》

    拿到这本《炮兵•表册》，我如获至宝，认真查阅了有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炮兵的情况，终于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的事情弄清楚了。

    原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确实建立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这个炮兵团就是我《借谷证背后之遗忘的炮兵司令部》一文，所列举的1931年6月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这个炮兵团存续时间非常短暂，同年7月就撤销了，改编为“红三军团炮兵教导大队”。此后，中革军委再没有成立过直属炮兵团。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存续时间虽然非常短暂，却有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1931年6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三军团山炮连为基础，扩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代团长夏中兴，政委张平凯，下辖3个山炮连，一个教导大队，一个运输连，一个警卫连。

    代团长夏中兴由于在赖村战斗中，“因消耗炮弹过多”被撤销了职务。之后的1931年8月，在江西省良村作战中光荣牺牲。

    接任夏中兴担任炮兵团团长的是武亭。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他在读中学时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人——吕运亨，武亭受到他的影响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3月，武亭从朝鲜来到中国，并于1924年考入保定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8月武亭任红三军团炮兵团团长，1931年6月任中革军委炮兵团团长，1931年7月任红三军团炮兵教导大队大队长，1932年3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科炮兵队队长，1933年10月任红军特科学校炮兵营营长，1934年任红军特科学校校长，1934年10月任中革军委红星炮兵营营长。

    长征途中，武亭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由于部队整编，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武亭先是担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四师参谋，后调到红军大学任特科营营长兼炮兵科教官。1937年1月，红军炮兵团成立，武亭担任团长。

图3 抗日战争时期的武亭

    战争时期，1937年8月武亭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室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总部炮团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朝鲜。

    武亭之所以这么卖力地为中华复兴而奋斗，是因为在他眼中，大厦将倾的中国与朝鲜同病相怜，朝鲜已经沦陷了，他不想让中国有朝鲜同样的命运。所以他不忘初心，身先士卒，毫不畏怯，处处冲锋在前，赢得中国人民的赞誉。

    武亭回国后，1946年被选举为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曾任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由于武亭为人磊落，不善于耍政治手腕，后来遭到了朝鲜内部高层和苏联军队的排斥。最后抑郁成疾，他同事多年的老战友彭德怀将他送到中国救治，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于1952年逝世。

    武亭以坦率闻名，性如烈火，勇敢无畏。是一位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和杰出的指挥官。他处事果断、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精通炮兵专业知识，培养了大批人民军队炮兵指挥员，是一个全程走完长征的外国人，也是人民军队里为数不多的外国籍将领之一。

    1948年辽沈战役，东野炮兵司令员朱瑞将军不幸触雷牺牲，因为他对于我军炮兵建设的突出贡献，一直以来被誉为解放军“炮兵之父”。其实，真正在我军历史上被认为是炮兵创始人和权威的人物，则是武亭将军。

    由于武亭精通炮兵技术，深得中革军委首长的青睐。红军时期的师长到1955年评军衔时，大多数对应上将军衔。武田的情况特殊，他是技术兵种、又归军委直辖，虽然只是团一级的干部，但实际地位却可以与红军时的师长媲美，甚至实际价值还要更高。所以，有人认为如果他不回国，很有可能在1955年会授予上将军衔。

    但武亭很神秘，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我军战术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炮兵业务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却很少历史学家了解他，史料记载他的情况非常之少。 

    回过头来看看这张盖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司令部”印章的借谷证，可能令很多人感到奇怪，张闻天、陈潭秋落款的红军临时借谷证，是1934年2月“二苏大”结束之后才发行使用的，为何1931年7月之前的中革军委炮兵团印章还在使用？

    其实，从现存中央苏区遗留的文物看，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

    2018年5月10日，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刊登了胡建东（退休前是瑞金市农业银行行长）先生《红军临时借谷证与相关史实考究笔记》一文，对一张盖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印章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壹百斤券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设财政人民委员部。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邓子恢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即中央财政部长。但因邓子恢当时在厦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能到职视事，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在中央财政部内先成立中央财政委员会，以项英、毛泽民、范树德等为委员，暂以项英为主席（项英当时既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又兼劳动部长），开展工作。1931年12月2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将中央财政委员会扩大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加了“经济”两个字，以适应苏区发展经济的需要，仍以项英为主席。时隔6个月邓子恢即来瑞金正式履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自然停止了工作。

    红军临时借谷证使用过期了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印章，只有一种可能，即由于种种原因，过期印章没有及时销毁，仍由管印之人继续保管。如此重要的印章保管责任当然只能落到所在部门的领导人手上了，而符合保管条件和使用印章之人只有项英。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带领留守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项英使用所保管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之印盖在红军临时借谷证上向群众借谷，应该是出于某种策略。就像长征初期，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和苏维埃政府机关，照样开大会，发布告，贴标语，搞宣传，主要目的是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

图4 盖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印章的红军临时借谷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