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北京大学西校门

    盛夏的北京大学正迎来丰收的喜悦，到处都是穿着学士、硕士、博士服装的莘莘学子，在学校门口、未名湖畔、杨柳岸边照相摆拍。青春的身影，得意的笑脸，把原本就风光秀丽的北京大学，衬托的更加瑞气祥和朝气蓬勃。

    就在这样一个让人陶醉的环境里，第二届当代中国史料的搜集、保存与利用交流研讨会在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研究学者、文献史料收藏家聚集在这里，畅谈各种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的亲身经历，探讨文献应用的方法与技巧，展望历史研究的美好未来。

图2 笔者赠书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奇生教授

    参加会议的有60多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与会者大多来自高等院校，包括国外大学，以及对文物收藏有研究的部分收藏家。共20人在会上作了发言。

    这是一个历史研究学者与收藏家互相切磋的学术盛会，中外学者、历史学家，亿万富豪，收藏巨头，群英荟萃共议史料的搜集、保存与利用，商讨利国利民之大计。相互学习，共同提高，齐心协力，携手前行，创造国史研究的新辉煌。

图3 笔者发言时情形

    承蒙主办方的厚爱，笔者也在会上作了发言。我的发言题目是《苏区文物上的历史》，第一次将苏区文物推向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为利用文物说话，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作了一次具体的实践，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

    我的发言提纲如下：

    我是收藏与研究苏区文物的人，对苏区文物情有独钟，这也许与我生长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的家在福建省武平县，属于原中央苏区。

    苏区文物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什么地位，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这里作些简单的介绍。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买到三张婚姻证明文物，其中一张离婚证书两张结婚证书。虽然简单粗糙貌不出众，却是彻底否定几千年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关系和实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见证之物。再认真看看上面记载的内容，三天之内完成了从离婚到结婚，那可真是活灵活现的“婚姻自由”写照。试问，历史上有哪个封建王朝做的到“一夫一妻”、“婚姻自由”？有人说民国政府也提倡婚姻自由，是没错。但民国政府没有废除“一夫多妻”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关系。“一夫一妻”只有共产党做到了，是前所未有，开历史先河的事件。

图4 张木香的《离婚证》

图5 张木香的《结婚证》 

    还有一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印制的战术地图，虽然残破不堪，但标注之准确，内容之精细让人瞠目结舌。红军在如此艰苦的环境，能绘制出这样的地图，真是奇迹，在我军军用地图绘制史上，无疑是第一的。奇怪的是，此军用地图目前还找不到史料记载。

图6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1932年1月印制的战术地图

    苏区文物中，其实有很多都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山鼻祖，站在了历史的最前列。

    比如，“苏区居住证”是红色政权户口管理最早实践的证明之物。

图7 红色政权第一张居住证

    比如，“苏区股票”是红色政权股份制合作经济的开端之物。

图8 红色政权第一张股票

    比如，上述这对“苏区结婚证”就是“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制度萌芽的证明之物。

    还有：第一个农业工人工会会员证、第一张政府期票、第一张革命战争公债、第一枚邮票、第一张纸币、第一张米票、第一张红军借谷证、第一张农业累进税征收券、第一张选民证、第一张分田证，等等，都是见证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物。

图9 第一个农业工人工会会员证

图10 第一张政府期票

图11 第一张革命战争公债

图12 第一枚邮票

图13 现存第一张纸币

图14 第一张米票

图15 第一张红军借谷证

图16 第一张农业累进税征收券

图17 第一张选民证

图18 第一张分田证

    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由于信息不通，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指导全国的工作，1931年4月，派欧阳钦同志前往中央苏区。欧阳钦抵达瑞金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他很钦佩毛泽东，毛泽东也很赞赏他的才华，尤其记忆力特别好，称他为秀才，说是“‘欧阳秀’，文笔很好。”

    几个月之后，欧阳钦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苏区的情况。此时欧阳钦面临一个难题，国民党“不给共党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蒋介石十八字敕令，预示着若想安全返回上海，不能携带任何纸张，欧阳钦只好孑然一身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先向周恩来进行了口头汇报，再凭脑海中的记忆，于1931年9月3日写成了两万多字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包括很多具体数字，比如部队多少人用多少枪打了多少仗，等等。

    这份报告被很多史学家视苏区史料的经典，广为应用。比如关于商业累进税。欧阳钦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说“赣南、闽西根据地......对商业累进税还没有征收”。所以，现在已经出版的史料书籍，凡是叙述到商业累进税问题，都照葫芦画瓢。

    这个历史结论，与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两张商业税收票据实物所记载的情况显然有些出入。这张商业税收票据所记载的是1930年2月份开始，将商业累进税税收历史提前了一年七个月。

图19 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商业累进税收据

    由于信息不通，中央苏区还曾经闹过一次大笑话。1931年6月，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国民党当局认为向忠发这个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便在第3天把他给枪毙了。

    可是，中央苏区这边没有人知道啊，还误认为向忠发是“光荣牺牲”。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8月25日发出《为忠发同志惨死告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同时，将于都、兴国、宁都、瑞金四县交界的原于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忠发县”。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瑞金之后，才发现搞错了，赶快于1932年1月改为“胜利县”。这段仅有几个月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史料记载，但却有文物存在。

图20 《为忠发同志惨死告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张亚杰藏品）

图21 忠发县东乡区××苏维埃政府出具给李会泇的《赴市特条》（曾本清藏品）

图22 忠发县东乡区大屳山乡大屳山村苏维埃政府曾任浦的路条（曾本清藏品）

    近几年，我在收集研究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史料，从已经收集到的161张公债实物（包括实物图片）中，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按照伍角、壹圆、贰圆、叁圆、伍圆5种公债券实物号码统计，实际发行了514万元。这与历史记载相差太远了，多出了200多万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翻现有的史料，不管哪一个级别出版的教科书，都说是300万元。网上搜索，也说是300万元。

图23 经济建设公债伍角券

图24 经济建设公债壹圆券

图25 经济建设公债贰圆券

图26 经济建设公债叁圆券

图27 经济建设公债伍圆券

    500万元对于当时极度贫困的中央苏区群众而言，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以当时中央苏区人口250万计算（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人口更少），平均每个人都贡献了2块大洋。如若按照目前市场交易价格，以每块大洋大约1000元人民币计算，仅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一项，中央苏区群众平均每个人就贡献了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这可是当年苏区群众勒紧裤带，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我今天生活在幸福祥和社会里，一定不要忘记他们曾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