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0日，清晨的北平城里，一个背着相机、身材高大的青年，走出家门，跨上自行车，一路疾行。

    他从北平只身穿越炮火，来到卢沟桥一带，被日军截住，“他们先疑我为中国军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然而由于我的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他有惊无险地通过盘查，成为卢沟桥事变后首个抵临现场的新闻记者。

    在这天之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名青年将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方大曾，笔名小方。

    他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在中法大学学习期间的方大曾。（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文 | 王京雪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原文首发于2021年7月7日，首刊于7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日报，原标题为《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用生命记录抗战的战地记者》。

    “永远都在旅途中”

    “时到如今，我们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温柔幽雅的陶醉，而该有魁伟豪迈的姿态了！江南的朋友们，你们都到这里来吧，不只是这里的风景好，而且是因为这里的疆土需要我们的保卫啊！”
    ——方大曾《从大同到绥远》，1936年

    1912年，方大曾生于北京一个殷实之家。读小学时，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架相机，从此，相机成了他形影不离、患难与共的伙伴。

    踏访卢沟桥前线，并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单枪匹马奔赴战场。妹妹方澄敏曾在文章中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哥哥就天天都在东奔西跑，永远都在旅途中，“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这是卢沟桥事变前，中日之间的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中国军队先后取得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大捷，举国振奋。12月4日，方大曾只身登上火车，由北平赶往绥远前线，开始了长达43天的采访。

绥远前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此时，他刚从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满一年，在和友人一起成立的“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

    在后来的报道中，方大曾写道：“为了把绥远抗战的情形，可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行……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到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

    零下30多摄氏度的塞外寒冬中，方大曾搭车、骑马、徒步，日夜兼程。他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战地通讯，记录下士兵们挖战壕、擦机枪等备战场景，和军官们对抗战的思考与热诚。

方大曾在绥远前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期间，方大曾遇到同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并告诉对方，自己马上就要骑马前往刚发生过战争的百灵庙。

    他准备斜穿阴山，经百灵庙等处，再横穿一段草原，考察沿途所经地带被伪匪蹂躏后的境况。这段路程十分凶险，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一个记者去过。

    “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这位平时没有被人重视的朋友，今天却来这样一个壮举。”这个“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因此给范长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章中感叹：“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

    方大曾的确是不惧艰险的。今天，人们能从方大曾留下的自拍照中看到多张他攀登在高处的形象——在塔吊上、天梯上、山顶上，这个年轻人似乎总想站到更高的地方。

年少时就爱冒险的方大曾。（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这种被母亲评价为“爱冒险”的性格，伴随思想的成熟与时局的牵引，使方大曾注定走在时代前列，而留给人们一个远行的背影。

    在绥远前线，方大曾寄给母亲一张自己身着戎装、头戴钢盔的照片。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 男小方摄于1936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 于绥东战地”。

方大曾自绥远前线寄给母亲的照片。（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方澄敏觉得：“这就表示，从那时起他就要出去了，不定在哪，他早已立志献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而不管是天涯海角了。”

    赴火线，用生命记录抗战

    “我看到一大批伤兵结队缓缓地走着。他们经过军队哨岗时，哨兵们严肃地举枪敬礼，记者被感动得落泪了，尤其是夜色朦胧中，给这一幅画面增加了百倍的伟大。”
    ——方大曾《保定以南》，1937年

    在卢沟桥前线，方大曾采访了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将士，拍下身背大刀、步枪，守卫在卢沟桥石狮旁的中国军人英姿。

    返回北平城后，他写成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照片，在一连数日的忙碌中，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1937年8月1日，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上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及数张照片。之后，《良友》杂志、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陆续刊发了他有关卢沟桥事变的专题摄影报道。

方大曾的通讯报道《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整理自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

    这些由记者亲历现场记录下来的文字与图片，在第一时间，向世人提供了中国全面抗战发端的一手信息，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这是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中作出的预言，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而方大曾的命运也被这场战争改写。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对平津进行军事包围，大规模战事一触即发。方大曾寄出《卢沟桥抗战记》和照片不久，就收拾行装，又一次离家，奔赴前线。

    当时，中国方面的增援兵力在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方大曾便也来到这一带采访。他再次碰到范长江，还结识了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和北平《实报》记者宋致泉。1937年7月28日，他们结伴从保定出发，北上长辛店。

《良友画报》（1937年7月号 总第130期）发表方大曾拍摄的卢沟桥事件组图之一。（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车抵良乡车站，距长辛店还有25里，前线炮声已隐约可闻，小方从座位上跳起来对我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他坐不住了，隔了几分钟，又把我拖到车窗旁边，手指青纱帐起的原野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

    几十年后，记者陆诒依然记得小方那张“年少、英俊、朝气蓬勃”的面容，记得他头戴白色帆布帽，身着白衬衣、黄短裤，挎着相机，足蹬跑鞋，精力充沛在前线奔走采访的身影。

    从长辛店下车后，方大曾告别同伴，独自沿铁路徒步，他笑嘻嘻地说要去拍铁甲军在前线参战的镜头。

    两小时后，他从前线回来，跟陆诒说，自己刚给一个二十九军青年战士照了相，这位战士只有16岁，高个儿、大眼睛、脸色红润，手里拿着缴获的日本军官指挥刀和望远镜。说话间，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顾地说：‘今天收获不小！’”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方大曾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开始担任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

    此后，他奔走于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地，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深入战场，几乎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937年8月初，南口战役打响，日军发起对南口、居庸关的总攻，中国守军拼死支撑，与敌人展开激烈肉搏，阵地得失几度反复。

    方大曾就在这时，只身出现在南口战场最前沿。在通讯《血战居庸关》中，他记录了中国守军肉搏日军坦克的悲壮。

    “第七连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他们冲到这‘铁怪’的眼前……不顾一切地攀上前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用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了，居然败走……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一半，但我们终于获得胜利。”

    他也记录了战斗之惨烈与中国军人斗志之高昂。

方大曾代表作之一《联合阵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十三军的将士们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只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战局动荡，8月下旬，方大曾前往大同与范长江等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赶上日军进攻大同，他转移至石家庄。之后，听说增援南口的卫立煌所部三师正与日军激战于永定河上游，方大曾带上充足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登上北去保定的列车。

    临别时，范长江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平和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此时，“战地特派员小方”已经是报道抗战的著名记者了，并且，像他这样摄影与文字都出类拔萃的全能记者，当时几乎绝无仅有。没人料到，这颗横空出世的耀眼新星，竟会一闪而逝，不知所终。

    1937年9月，因保定战况吃紧，方大曾退到距离保定东南约50公里的蠡县，18日，他从这里向上海《大公报》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又给在邯郸的亲戚去了封信，说：“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范）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

    1937年9月30日，《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在《大公报》上发表。自此，人们再也没收到方大曾的只言片语，也再没有人见过他，这个身挎相机在平汉路前线不断突击的年轻身影，就这样消逝在硝烟炮火中。

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是方大曾最后的文字。（整理自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

    “时代的遗嘱”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余华《消失的意义》，1999年

    在上海和汉口，范长江遇到过无数关心小方、向他打听小方消息的人。“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他这样想，也这样答复他人。

    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小方始终不曾出现。

    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10号，是方大曾曾经的家，1937年7月，他最后一次从这里走出。

    方大曾失踪后，母亲朱理至死不肯搬家，因为儿子离家前，她曾跟他约定：我反正就住在这，你什么时候回来就到协和胡同来找我。

    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记得，小时候他问外婆，别人都搬新家了，咱们怎么不搬？“外婆说我不搬，我要等着我的儿子，等你大舅，因为我跟他约定了，他以后是要回来找我的。”

    她就这样在老宅等了32年，直到1969年去世。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悉心保存和整理了哥哥留在家里的底片。它们被套在粉色纸袋中，整齐码放在一个棕褐色木盒里，历经战火和种种动荡磨难，跟随方澄敏从少女时代走到白发苍苍，又在她过世前，被托付给家族的下一代。

方大曾自拍照。（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