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梁启超影响中国几代人

    梁启超生于1873年2月23日，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比梁启超小25岁。周恩来出生时，梁启超早已成名。

    梁启超，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梁启超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等一起办《时务报》，任《时务报》总编辑，并著《变法通议》。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教习，为变法做宣传。他是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主编《清议报》，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并在海外推动。他想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联合，因康有为反对而未成。1905年，他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不料，论战扩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当发现自己辩论不过革命派时，他主动要求休战。

    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梁启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倡导文体改良“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白话文之先。提倡白话文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讲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时，却很少提及梁启超。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们和梁启超的政见不同，他们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以保皇派首领对待。其实，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学生，但是各方面的成绩远超其老师。他一直随着时代的脚步在前进，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作用方面功不可没。盖棺论定，他去世已近百年，不应该再以政见为唯一标准，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梁启超

    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的鼎盛期，有大量介绍西方的论著。梁启超很快学会日语，译介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和自然科学，宣传民权，把它介绍到国内，影响了中国一代人。他从日文中吸收“经济”“组织”“干部”等许多新词，首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早在1896年，梁启超著《西学书目表》，主编的《新民丛报》介绍西方学者、政治家达上百人。

    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在1901年和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号召“史界革命”，以新史学救国，要推翻旧史学，猛烈冲击中国传统的史学。并要写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进化的新通史，但未能完成。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于1923年出版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倡导要用西法、科学的方法“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并介绍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小学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的几百部典籍和攻读要点及方法。他是一位博学的、创新的历史学家。

    1902年，梁启超在文章中介绍社会主义。1903年，他游历美洲时，接触到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著作，认为中国目前没有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不宜搞社会主义。

    1913年初，梁启超回国，创办《庸言报》《晨报》，组织进步党，任司法总长。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变更共和国国体，支持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是护法军政府的灵魂人物。他组织研究系，在成功地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财政总长。1917年11月转向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是清华四大名教授之一。当时，许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听过他的课。

    1918年底，梁启超偕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赴欧游历一年，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1919年，他在欧洲得知巴黎和会决定将青岛交给日本的消息后，在他创办的《晨报》上最早报道，引发学生五四示威游行。《晨报》也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

    梁启超回国后，成立“共学社”，整顿《改造》刊物，编译新书一百多种，首用“精神文明”一词，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他反对专制，宣传民主与科学，主张实行平稳而健全的社会。1920年，他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论战，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梁启超学识渊博，著述涉猎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和佛学等领域。1929年，梁启超在北平病逝。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的进程，他的学说、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1915年，周恩来(右)和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同学张瑞峰(中)、常策欧(左)合影

    1917年2月，周恩来记录梁启超讲演，整理并发表。

    1913年8月中旬，周恩来考取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编入己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从此，他接受了系统的近代科学教育。

    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到南开学校讲演，周恩来担任记录。此时周恩来是毕业班学生，各科成绩均优，课外积极参加校内的活动。他担任记录，与他在学校活跃有关。1914年3月上旬，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同年10月15日，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周恩来担任编辑员。1915年2月1日，他当选为南开学校演讲会副会长。1916年9月任《校风》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

    同时，周恩来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图书，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庸言报》《晨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读梁启超的文章，以及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了称帝能得到日本的支持，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周恩来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周恩来自然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事迹是十分了解的，对他无畏的精神是十分敬佩的。他整理并发表的《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中记录了此事。梁启超说“前岁之末，与贵校长本有宿约，嗣以改变，不得已南下，稍尽吾力”。梁启超自谦说“不得已南下，稍尽吾力”，其实他不仅策划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而且冒险南下亲到广西、广东活动。在广州，为了说服龙济光，勇赴“鸿门宴”，面对几十个如狼似虎、蠢蠢欲动的军官，他面无惧色，拍案而起，说：我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来，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取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梁启超正气凛然，声如洪钟，边说边拍桌子，桌子上的玻璃杯叮当作响，一席话将那些军官的威风杀了下去。形势逆转，不少人纷纷过来握手道歉。从此，广东同意成立军务院。军务院成为反袁独立各省的统一联合机构，梁启超担任政务委员长兼抚军。

    1917年1月底，梁启超应张伯苓的邀请到南开，全校师生在礼堂开欢迎会。梁启超“慨然登坛讲演”，讲了一个半小时。周恩来不光作了记录，事后整理将其发表于《校风》第56、57期上。

    梁启超对学生寄予厚望。他说：“青年中尤其以学校中青年有最大之希望……是今后国家兴衰与否，实以诸君之能力为断。”他指出，15岁到25岁，“为人生命最重要时期”，“且在中学校时代，一切习惯品行，皆于是立其基础”。“在今日中国最为流行之恶习，虚张声势，盛誉他人……而通国皆假。究其因，何莫非幼小养成之。故举一反三，希诸君立时改革。”他特别告诫：“凡事欲计其成，必须有一种坚忍不拔之气随之……所谓命运，上天非能予判之也。”他反复举例说明改造社会“其难犹变更帝制而得共和也”，“是非有大毅力排万难以创之，不易成功”，要学生“知其难处，必破其难关”。

    梁启超讲到智识，说：“矧居今之世，事业之复杂，又百倍于前，学术日新月异。”他以化学、数学、几何为例，指出：“读书不可以一目了然，便妄自尊大，读竟细玩其味，方知作者苦心及其命意所在。”他强调：“体魄日强，益以脑思细密。”

    梁启超认为：“今则言旧学者渺渺难访，而新学亦复无人过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他指出：“因其昔日在学校中未尝有斯磨练，仅受学而已。”“今南开教职员及学生，均为不可多得之才，而诸君又何幸如斯之练习场，得以磨练意志，训练脑思。”“苟学校青年能人人磨练其脑力，坚定其意志，倡为风气，普及全国，则诚国家无疆之福也。”

    对后辈的希望，殷殷之情，溢于言表;肺腑之言，沁入人心。这些话出自梁启超之口，更有说服力，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文前的说明中写道：先生“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脑海，笔之于纸，退而记之，得四千余言”。《梁任公先生演说词》发表于1917年2月28日、3月7日出版的《校风》上。此时，周恩来任《校风》纪事类主任。任公是梁启超的号，周恩来以号相称，表示对他的尊敬。他对梁启超的评价是：“吾国舆论界之泰斗，亦近代之文豪。”

    周恩来多次抄录梁启超的诗句以表达自己的志向

    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赴日本求学，行前写七言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后三句好理解，但是对第一句“大江歌罢掉头东”有各种解释、理解。笔者认为这句话与梁启超的《去国行》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本想牺牲，在谭嗣同的劝说下，流亡日本，在船上写下长诗《去国行》。《去国行》的最后两句，“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即使前方更隔蓬莱仙山一万重，依然掉头不顾奔向东的凌云之志，表达了诗人直面逆境，矢志不改的决心。

    “大江歌罢掉头东”与“掉头不顾吾其东”有关。在学校，周恩来受到良好的教育，立下“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现在到日本求学，仍是志向不改，以此表达他排除万难的决心。

    周恩来对《去国行》很熟悉，《去国行》的诗句多次出现在他的旅日日记《修学》中。

    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写的“人生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就是出自梁启超的《去国行》一诗。《去国行》原诗中有这么一段：“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州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意即希望在30岁时建功立业，否则宁愿失去生命。周恩来引用此诗句，体现了他的家国抱负。

    同年1月28日，周恩来再次抄了“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另外，周恩来还喜爱梁启超的《自励》一诗。1918年1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周恩来念的诗为梁启超《自励》中的句子。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意即：若干年后大家都会想起我，那时国家强大富强了，大家会夸谁呢?世界将会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我的愿望也如无穷的宇宙一样永无休止;面对寂寥广阔的大海蓝天，不觉为之怅然，伫立良久。周恩来读此落泪，既深受梁任公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的感动，也感慨于自己19岁了仍在求学路上、前途未明。

    周恩来对梁任公这首诗非常欣赏，日记中多次引用。1月24日，他写了“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1月25日，他在《修学》中抄了“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2月6日，他在《修学》中录了“世界无穷愿无尽”。周恩来很赞成梁启超的看法，认为有大志向的人，不能满足于个人的吃饱穿暖，而应该尽力于国家社会的事，因为国家社会的事情才是无穷无尽的。

    2月3日，周恩来写道：“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身与命相符。”周恩来的诗句，改自梁任公《自励》诗，即：“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祸福所倚为《老子》思想，百年命为墨子《非命篇》中的思想，意即凡事从长远着想，切不可因一时起伏而灰心丧气。周恩来作出一点改动，也以此自我激励。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周恩来还喜欢梁启超的《壮别》。1月29日，他在《修学》中抄了“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两句。这是梁启超《壮别》中的诗句。全诗为：“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周恩来摘录这两句，表达了他不为亲情所羁、为国奔波的家国情怀。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这是周恩来赴日前夕写的一首诗。1919年3月，他在回国前将这首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

    2月4日，周恩来在《修学》中写道：“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这是梁启超《腊不尽二日遣怀》七律诗中的两句。全诗为：“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怼，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这首诗是梁启超在输了与革命派的论战后，蛰居横滨乡间孤寂失败情绪的表达。2月8日，周恩来在《修学》中抄录“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

    周恩来不仅读梁启超的诗，还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及其他著作。3月21日，他在日记中专门记录：

    菜做着的时候，我打开梁任公所编《意大利三杰传》来念。这篇传记，我已经读过多少次，中间虽有多少错的地方，大概与英文、意文的传记差不了什么。我在西洋伟人传记中，最爱的是加富尔，所以每次读《三杰传》，心里头总觉有一番感慨。这次读这个传记，是我到日本来头一次。在日本有上半年的阅历，所以读的时候，感触的地方益发添了许多。

    《意大利三杰传》是由梁启超主编、1902年发表的一本传记。梁启超在书中将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称为意大利建国“三杰”，认为无“三杰”则无今日之意大利，“可以为今日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始”。

    1918年5月19日，周恩来记录：

    我今天在新中(学)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后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思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梁启超一向主张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起来，铸造崭新的中国文明。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他将欧美文明称为泰西文明，将中华文明称为泰东文明。周恩来入会演讲，既是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又超越了他的思想。

    周恩来从梁启超那里学习到什么

    首先，周恩来学习到梁启超介绍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文体。周恩来多次将梁启超的诗文记在旅日日记《修学》中，表示自己是以学习的态度对待之。梁启超一生著作很多，学贯中西，这在前文中已有交代。周恩来熟读梁启超诗文和著作，从中是学习到一些新思想、新知识的。

    其次，周恩来学习到梁启超爱国的精神。梁启超一生经历丰富，当时社会动荡，激剧变化是二千年来未有之。民国初年，政府内阁更替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也变化无常。如他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共和国国体时，著文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的罪状。次年，他入阁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段祺瑞解散国会时，却又写文章为段祺瑞辩护，前后矛盾。但是，梁启超爱国之心从未变过。他做任何事情充满激情，这种激情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富有号召力，所以他能成当时的“舆论泰斗”。

    最后，周恩来从梁启超身上学习到坚忍不拔、万难不辞的精神。

    周恩来连失两位母亲，为两位母亲的丧事花了很多钱，周家欠下了很多债务。丧事办完后，10岁的周恩来领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周恩溥、周恩寿回到淮安老家，同八伯、八伯母一起生活。八伯残废，不能下地，周恩来成为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作为家中长子，家中唯一的紧要男子，10岁的周恩来成为这个败落家庭的当家人，培养了强烈的责任心。

    周家衰败后，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得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对此深恶痛绝。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社会制度，立志变革，要建立新社会。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八弟周恩溥的来信，知道“八伯父故去”。顿时，“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我爷爷膝下四子，父亲早就去世，以后接连着四妈、干娘、母亲同着姐姐、弟弟全部去世，四伯自四妈去世后，隔着八年四姨才进门来。跟前又没有个兄弟。我是父母双亡，一支中还算八伯跟前是完全的，不想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极顶了!加着家中竟(境)遇如此，遇着这样大事，还不知如何是好呢!”因周恩来从小过继给十一叔，称嗣父母为父亲、母亲，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干爹、干娘。四伯指大伯父周贻赓，四姨指大伯父后娶的妻子。

    八伯父的死令周恩来悲痛不已。9日，他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

    11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因为家中没有信来，我心中急的了不得。今天起来后，到东亚去看信，仍然是没有。我想八伯死去这样的大事，四伯、干爹心中难受自然没有写信的心思了，难到(道)八弟也不写个详细信给我么?或者这个信息是错了?然而八弟信上明明写着八伯故去，四伯还要回家的话，一定不是乱听乱说的事了。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干爹指生父周贻能。

    1月14日，周恩来收到信，得知八伯入殓，在日记中写道：“我想起我们做子侄的，现在既没有力量帮助几个伯伯去顾家，还一天一天的饱食暖衣，真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了，要再不着实用功，那还成个人么!”

    2月10日是农历除夕，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四伯在黑龙江，冰天雪地，冷的异常，无一亲人;干爹在北京，每月的薪水，仅仅的够用，皮衣是没有，吃也吃不着好的;八妈自从八伯死后，心里头也不知难受到什么地步;看着弟弟妹妹，尤其伤心!黑弟可怜，有爹爹看不见，有哥哥也不能照管，心里头的难受又不知怎样呢?天津家里到这个年关，四姨又不知担多少愁，挨多少骂呢!唉!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竟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再想起爷爷娘娘同着爹娘的坟，听说还暴露棺材在外。越想越难受，恨不能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八妈指刚故去的八伯父妻子，黑弟指小弟周恩寿，四姨指大伯父后娶的妻子。

五四运动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日记中敞露心扉，可以看出他思乡之切，对失去亲人的椎心之痛，对自己未能尽责的自疚。

    屋漏偏逢连夜雨，房东又赶周恩来搬家。他手头紧，向同学借钱，找了几个人才从铁卿那里借到10块钱，交上房钱，10日晚从玉津馆搬至新的住所，解了燃眉之急。

    这时，周恩来读梁启超的诗，一方面宣泄内心的苦闷、寂寞，排忧解难;更主要的是使自己从家庭的困境中走出来，从内心的阴霾中走出来，不为亲情所羁，学习梁启超为国奔波的家国情怀，想国家之事，想世界大事，振作起来。从1918年5月19日起，他参加新中学会后，就很少在日记中引用梁启超的诗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