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收到从网上买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行,八十年代的影印本《斗争》报上下二册。为买这二本书,笔者思想上“斗争”了一个多月。
原发行价15元一本的上册要卖2000元,17.5元一本的下册要卖2200元,加运费2230元,而且只有八成新的旧书。那是1982年影印的,距今虽有40年,但是原价的130倍啊,思想上能不“斗争”吗?笔者发信对方“能否二本3000?”。对方毫不犹豫回复三字“对不起”。原来买好书、藏好书也能发财!
为此,笔者感恩好友李瑞林,多年前,无偿赠送笔者一套《红色中华》影印本。为此,他曾笑说:“以后你每发表一篇文章,就要请我喝一顿酒。而且要‘沤了’的老酒”。由此看来,这酒该请。
为此,笔者更羡慕党史办或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或研究人员,对他们来说,这些资料不要花一分钱,共产党还要发好工资请他们去读,去研究。这叫“工作”。想到这,你会不会心有不平,会不会跟笔者一样产生思想“斗争”呢?
《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933年2月4日创刊,1934年9月30日终刊。共出73期。此前,苏区中央局曾经出版过《实话》和《党的建设》两种刊物。但因“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斗争》第一期《党报委员会的通知》)。因此,中央局决定将此两种刊物合并,改名为《斗争》。仍由张闻天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主编。编辑杨尚昆。编辑部设在瑞金沙州坝下肖村杨氏私祠内。
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未期,笔者在文物商钟炳华(又名钟同华)家中见到六、七张第64期《斗争》报。四开的毛边纸,铅印,品相都很完好。因笔者第一次见到实物,心有疑惑。钟炳华解释说:“这是吉安方向发现的。听说有一叠,我拿到这几张。可能是当年在发报员手上,还没有发出去,所以品相才会这么好。”
《斗争》第64期,1934年6月26日,第一、四、五、八页。
《斗争》第64期,1934年6月26日,第二、三、六、七页。
笔者认为此解不通,因它与一般的报纸不一样。一般报纸如是这般大小,为便于阅读,对折分为四个版面,如当年的《红色中华》就是如此。而此报则分成八个页面。也就是说,还要给它横竖补上二刀,分成四张,装订成16开的报纸,才便于阅读。为何还没有裁剪就发行出来了呢?而且,从内容可以看出,此期不止8个页面。
钟炳华开价460元一张,劝我“通走”(意思为全部)。基于当时的认识与手头的人民币,笔者只挑了一张品相最好的。
二十几年过去,笔者从藏家手中发现了几张同一期的报纸,多数都说是从钟炳华手中拿来的。记得前年,到江西红色收藏大家罗江平先生藏室参观,也现一张。他介绍说,这是国家一级文物,市场上拍出16万元一张。事情真假笔者未探究,但很遗憾的是,当年出让这张报纸的钟炳华也于前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大概70左右。如果,他后半生不迷上天天买“福利彩票”,誓志要中大奖,及至后来到处去借点小钱,以“进货”为名而实为继续不断地花在“福利彩票”上,并已无法兑现还款承诺,导致手中越来越拮据的话,那一定是个非常好的苏区文物鉴定家,收藏家。他只要留住那么一小部分苏区文物,“中大奖”的梦想早就实现了。
睹物思人,笔者在他手上也买过不少好东西,也借过点小钱给他去“进货”。呜呼哀哉!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能梦想成真,过上快乐的时光!
收到这二本书后,笔者找出当年钟炳华惠让的《斗争》第64期与书本对照,发现第64期有16页。也就是说,这期印有一整张毛边纸。从中知晓,每期《斗争》多为16页,也有12、20、24页的,最多的一期为32页。如果收藏在博物馆中的第64期1-8页《斗争》报,能评上国家一级文物的话,“整版未切分”成其珍稀,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斗争》出版后,除发表党的文件和重要通知外,更多为一些党的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在报上发表文章。如毛泽东的《兴国长岗乡的苏维埃调查》、《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调查》就在这里发表。此外,还有一大堆你都知晓的党政要员经常在这里发表文章:洛甫(张闻天)、博古、瞿秋白、陈云、陈谭秋、王稼蔷、任弼时、凯丰、邓颖超、周恩来、罗迈(李维汉)、李富春、邓发、何亮平、陆定一、刘少奇、杨尚昆等。他们的文章,正如报刊名称一样,讲的多是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内容。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斗争哲学”书,是一本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它有很多的不足,甚至还有不少错误的东西,但这是一个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失败走向成功所必须的过程。时至今日,里面仍然有不少“斗争”智慧值得借鉴。
因为该报在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分量和比例非常重,所以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为便于这些人阅读和携带,故而每期把它印制装订成16开大小的书籍式报刊。这是笔者的猜想。
为何取名《斗争》呢?笔者推想,很有可能就是从当时唱遍全中国、全世界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国际歌》歌词中撮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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