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是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首次自主发起的国际盛会，更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并为中国日后参与和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突破外交孤立的战略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处于冷战对峙的紧张氛围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政权采取孤立、封锁政策。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1949年新中国确立“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主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双边关系。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非完全封闭的单向选择，新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与苏联的合作中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1953年底，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开始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迈进。

　　尽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但在国际社会中，新中国仍面临诸多误解与偏见，急需打破国际孤立，扩大外交空间。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参加，以应对亚非国家独立后面临的巩固主权、发展经济等诸多挑战。中国共产党将万隆会议视为团结“第三世界”、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契机。自1955年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即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周恩来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克服重重阻力、不畏艰险按时出席会议。

　　“求同存异”化解万隆困局

　　1955年4月18日，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幕式上，印尼总统苏加诺将会议定义为“世界历史的新起点”，强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会议开始后，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都提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加强正常的经济合作，并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分歧也随即显现：部分亲西方国家质疑共产主义威胁，中东国家纠结于宗教矛盾，等等。少数国家代表的发言更是偏离主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面临分裂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智慧和风范。他临时决定将准备好的发言稿以书面形式散发，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补充发言提纲。在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他深刻阐述了亚非国家间广泛的求同基础，就各国代表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等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了各国对中国的误解。最后，周恩来热忱呼吁：“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短短18分钟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为会议找到了继续进行的正确方向，成为会议的转折点。

　　在后续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就会议决议和宣言的起草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如部分国家反对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宣言，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倡导会议尽可能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抵制了将会议拖入思想意识论争的企图。最终，会议在友好、团结的氛围中顺利闭幕，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会议所确立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成为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指导原则。

　　在为期7天的会议中，除了参加大小会议外，周恩来还在会外广泛结交亚非各国领导人，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和发展诉求，进一步阐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与实践价值。针对部分国家对中国边界问题的疑虑，中国主动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倡导亚非国家加强经济技术交流，提出“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合作理念。万隆会议后，中国在4年内与10个亚非国家建交，开启了与亚非国家建交的高潮。

　　万隆会议重塑新中国外交的全球坐标

　　万隆会议为亚非国家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对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开启了亚非国家联合自强的新篇章。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代表团在促进达成友好谅解的决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作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万隆会议见证了中国外交政策从被动到主动、从局限于意识形态到追求合作共赢的深刻转变，提升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万隆会议后，中国外交从双边层面进一步迈向多边领域，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新局面。中国外交的重心开始向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倾斜，扩大了在第三世界的朋友圈。此后，中国一直将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亚非国家也逐步成为支持中国外交行动的重要力量。

　　万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多边国际舞台上主导议程、展现领导力的标志性事件，为党的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万隆会议上，党创造性运用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思维和方法，团结广大亚非国家也成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先声。万隆会议提出的加强亚非国家经济合作，也启发了中国后来推动南南合作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