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先胜法师像

释先胜法师出家修道处——长汀县馆前镇东阳山寺

释先胜法师隐蔽住宿处——东阳山竹狸岩（右一为东阳山住持释严音师父）

释先胜法师所用的灶台

作者（左二）在清流灵台山禅寺采访释先胜法师关门弟子满明法师（右二）

作者（左一）在宁化县采访释先胜法师的俗家弟子夏华秀（右三）等人

    福建省长汀县馆前镇东阳山佛光寺的释先胜法师，俗姓陈，名锦传，戊午年（1918年）农历十月廿九日出于长汀南阳官连坑（后划给上杭管辖）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陈嘉猷生有四子二女，锦传为老二。从小勤奋好学，十岁左右就读于南阳龙田书院。十二岁时就经常跑到本村的西山寺看经书，时常一看就是一整天，连吃饭都忘记！一九三七年正式剃度出家，后成为佛家临济宗第三十四代掌门。曾担任过闽西佛教协会秘书长，长汀县佛教协会会长，长汀县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

    他是一位充满传奇的人物，是一个“红色英雄少年”。

    他和哥哥陈钊传与堂哥陈丕显是一起长大的发小，他比陈丕显小二岁，比哥哥钊传小三岁，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天真无邪的儿童时代。

    一九三一年，13岁的陈锦传在堂哥陈丕显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跟着工农武装打土豪、分田地，贴标语、唱红歌、耍马刀，站岗放哨、查路条，传送信息。因机智勇敢，被举荐为南阳区南阳乡苏维埃政府赤少队儿童团团长。

    一九三四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放弃苏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三师针对闽赣两省交界的汀瑞、汀会、汀武等地的苏区进行疯狂地全面清剿，釆用分片分区分村驻剿、围剿、追剿、困剿等策略，同时利用逃回苏区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叛徒进行反动宣传，组织保甲长，“还乡团”卷土重来，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叫嚣挖地三尺，也要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赶尽杀绝，以根除后患。他们在“茅草过火，石头过刀，人要换种”的凶残思想指导下，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对苏区革命人民的疯狂报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惨状如国民党在一份报告中所述：在“清剿”区域里“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阁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广大苏区在这空前的浩劫中出现了许多“无人村”、“寡妇村”。

    闽西苏区全面沦陷后，在那白色恐怖时期，我地下党和革命群众，为保存革命实力，实行大转移，坚持敌后斗争。南阳乡苏维埃政府地下情报交通员黄文祥接到上级指示，特地赶回南阳，找到陈锦传，经请示当地党组织同意，委派陈锦传随黄文祥到汀东县苏区建立情报站。于是陈锦传和黄文祥乔装成卖“蛇糖”（即麦芽糖）的货郎，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后，来到长汀，暂住于红光区大埔村黄屋(黄文祥当时利用黄氏宗族关系的掩护，在这租房居住）。

    据红七军团战士严明辉烈士侄子严富根回忆：南阳来的黄文祥与我父亲严生浩（严明辉烈士亲弟）接上头后，在东阳山上选好地点，然后将陈锦传送到东阳山佛光寺下的竹狸岩，建立起了汀东秘密情报交通站。黄文祥成了卖“蛇糖”的货郎，走村串户收集情报；陈锦传则假扮成和尚，掌管东阳山寺的烧炭生意为掩护，巧妙地与乔装上山求神拜佛的各地情报人员，交换传递情报。

    陈锦传在竹狸岩居住时，东阳山佛光寺里的住持悟传及常背师父对他非常关照，每天都会交待手下的人从寺里拿一小杯大米送到竹狸岩，放在岩洞外的一块岩石上。为谨慎起见，陈锦传每次都要待来人走后，再现身收起大米。

    严富根那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曾有一次对严富根说：“先胜法师在竹狸岩‘坐镇’三年（指先胜法师假扮和尚在竹狸岩，管理东阳山烧炭生意的那三年），是最为艰苦的三年！我们见到那时的法师整个人都是白寡寡人，没有一点儿血色。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三年时间过去。

    到了一九三七年，整个闽西还是处于白色恐怖中，加上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久，真正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他想起了当时党组织交待的省委刘少奇书记在长征前的指示：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时，凡革命同志必须坚持“独立组织、独立领导、独立作战，保护革命同志有生力量继续战斗”的“三独一保”方针，继续斗争。他认识到在革命处于低潮弱势的时候，首先必须先保存自己的“革命火种”（有生力量），到时才能有机会实现“星火燎原”！寺里的悟传法师也经常在与他谈话时宽慰陈锦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陈锦传决定暂时隐忍出家。这主意一定，他便向悟传师父表达了他的意愿，悟传师父对他的决定表示支持。

    到了一九三七年，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的陈锦传，在那年金秋的一天，一直照顾着他的悟传师父，在东阳山佛光寺为他举行了剃度仪式，取法名先胜。

    此后，释先胜法师就一直在东阳山佛光寺修行居住，未曾离开。直到全国解放后，他就把户口也登记在了馆前当地。

    随着时光推移，法师的修为渐入佳境。他精研佛理，弘扬佛法，始终秉持爱党、爱国、爱教、爱民，慈悲为怀，广度有缘，共剃度弟子六七十人。他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殚精竭力修复了佛光寺大雄宝殿等设施。法师一生弘扬净土，念佛不辍，临命终时，预知时至。

    一九九四年春，法师自知时日不多，遂离寺云游月余，并回到南阳老家祭拜父母，了却心愿。返回东阳山后身体便日渐势微，卧床后一病不起。

    同年夏，农历6月10日，法师吩咐弟子把化身窑打扫干净，告知身边弟子，师父要走了！因受各种原因限制，当时在佛光寺出家修行的男弟子很少。他担心他往生后东阳山无人继续弘扬佛法，特地告诫身边的弟子：“我走后请大家不要离开寺庙。难修也要修，难行也要行。”农历6月17日清晨，法师安祥西去。25日荼毗（火化），众弟子见已往生（去世）九日的法师还是面带微笑，似熟睡一般。

    法师生病时，已经在福建佛学院女众部进修学习的满能（俗名夏华秀，现已还俗，宁化县曹坊镇石牛村人）特地从福州赶回东阳山探望法师，法师怕耽误她学习，便安抚她说：“没事的，你回学校去吧！”催她返回学校。谁知她刚回到学校，就收到法师往生的电报。

    据夏华秀回忆：我出家在东阳山佛光寺时才14岁（1985年），当年有很多人写信给法师，而且有很多是来自北京上海的信件。我每次下山到馆前赶墟，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去邮局帮师父拿信，每次都可以拿回一大叠。

    师父对每封来信都非常珍惜，他先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然后叫夏华秀帮念。开始时，夏华秀不理解，总是不情愿地问：“师父，我没文化，您却叫我念。您怎么不叫其他有文化的师兄念？”

    先胜法师答道：“正因为你没有文化才叫你念。”后来她才明白法师的苦心：法师是为了帮助她提高文化水平，才有意识地叫她念信。

    法师听这小徒弟念信是件非常惬意的事，他总是躺在那竹躺椅上，竹椅旁放着一杯清香四溢的山茶，晒着太阳，眯着双眼，静静地听着这小徒弟念信。但是当有听到“先胜同志”的信件时，法师就会叫她停下，不再让她念下去，然后叫她把信件给他，由他自己看后，单独处理收藏，或烧掉。

    当年，夏华秀感到非常奇怪，好奇地问法师：“师父，您是一个大和尚，为什么会有人叫你同志？”法师笑呵呵地回答：“现在的社会，大家不都是相互称同志吗？”夏华秀还是不解：“您平时教我们写信，称呼别人时一定要按身份写得清清楚楚，不能混淆，现在怎么却变成都是同志了呢？”法师不置可否地以笑回应。随着年龄增长，后来才知道先胜法师原来不是一般的“和尚”，是一个令人景仰的“老革命”！

    法师在世时，经常会有“大人物’上山来拜访法师。法师待人和蔼可亲，逢有人来拜访时，就会吩咐厨房用珍贵的当地红菇煮粉干来招待来客，我们每次听到这话时，就非常高兴，今天又可以“主人搭帮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