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工作能力。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大数量培养党的新干部的任务。这时,全国党员只有三四万人,但是中央没有急于求成,反而特别强调放他们“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而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他们以工作;对于他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从斗争中求锻炼”。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深入阐述了“革命的实践”对于教育改造党员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结合当前人民群众的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并说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称之为“无期大学”,全党同志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发展到120万人,而且质量得到了空前提升。
重视制度化建设,确保教育培训长效性。党很早就开始探索建立党员教育的领导管理机制,1923年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及至后来各级党部、支部或党的组织、宣传部门等,都负有一定教育培训党员的职责,并设立教育科、教育干事等具体执行机构。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党员教育逐渐形成主辅结合的基本载体和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作为基层组织的支部是“党的基本教育机关”,即进行日常教育的经常性机构,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和任务,并详细规定了教育方针、教材编制、方式方法等;设立党校,则是为了开展系统性教育,从安源党校到在中央苏区建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到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和各地方党校得到长足发展,党校日益成为规模化培养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其他各类专门学校是加强党员专业教育的有机补充。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创的党内集中教育,是党内教育的伟大创举。党员教育还明确了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教育相结合的内容体系,形成了定期学习、及时汇报、巡回指导、检查考评等管理办法。这一切都保证了教育培训取得长久实效,从而为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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