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首次将水利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为我们党治水兴水提供了长期遵循。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人民在兴修水利、防治水害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发展苏区经济、保障军民生活、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设立专责机构，强化水利职能。中央苏区时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专门成立山林水利局，作为统筹苏区山林水利工作的领导机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人民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包括土地人民委员部在内的“九部一局”（后又增设国民经济部和粮食部），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四梁八柱”。山林水利局隶属土地人民委员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负责水利建设事业的机构，内设水利、山林、总务三个科室，主要职能包括“管理陂圳、河堤、池塘的修筑与开发，水车的修理和添置，山林的种植、培育、保护与开垦等”。地方水利组织管理机构主要为山林水利科和水利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苏维埃政权制度，乡（市）苏维埃为基层政权组织。省县区市各级土地部之下均设山林水利科，其职责与山林水利局类似，主要负责地方水利设施的修筑与开发、修理与添置。在市区、区属市和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还设有水利委员会，其职责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城内市区，管理街边及房屋下阴沟之修理，附城河堤修筑，城内外池塘水井之疏浚。在城外市区，管理坡圳、河堤、池塘之修理与开筑，水车之修理与设备。”此外，各村还自发组织成立了管水队、水利修建队等。中央苏区各种经常性、临时性的水利建管组织设置，联结构建了责权分明、协调有序的水利组织体系，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

    注重建章立制，规范水利治理。中央苏区早期的水利立法与土地立法紧密相关，旨在提高山林水利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第十条规定：“一切水利、江河、湖沼、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来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实际上明确了水利的所有权性质，将土地和水利等国有化。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怎样分配水利》《山林保护条例》《为发展水利》等法律和条例。为保障贫农、雇农和中农的合法权益，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对苏区范围内的耕田、山林和水面，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登记发证。为合理分配山林水利资源，各地方苏区政府颁布了大量明确各地生态资源所有权的法规，如1931年3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通过了《山林水塘的分配》。1932年7月，闽北分区工农民主政府颁布《改良水利宣传大纲》，提出“要在八月内把各地所应修复建筑的堤坝，弯、圳、塘等做得很好”。为保证效果，事后苏维埃政府还派员前往现场督促和实地勘察，对未按时完成的予以处罚，确保水利建设工作执行到位。通过一系列法令的颁布，奠定了苏区管水治水的基础，也为农民群众用水兴水提供了依据。

    破除封建迷信，引领科学治水。当地群众深受风水术、巫术等封建迷信的浸染欺骗，在水旱灾害发生时，各种祭祀活动频现，祈求龙王降雨驱旱魔、息怒止淫雨。此外，百姓还普遍认为挖山动土、疏川截流会影响人丁和财运。苏区时期，党领导苏区军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文化运动，推动了苏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革，破除了封建神权和姓氏宗族的束缚，为苏区水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苏维埃政府逐步引导群众以科学的态度开展水利建设，1932年6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区县土地部长联席会议作出决议：“要在最便利容易得水的灌溉的地方作陂圳，不能以风水迷信去阻碍作陂开圳。”1932年，瑞金合龙、白露两乡的农民本想修水渠抗旱排涝，但当地的地主豪绅却以“修水渠会破坏风水”为由煽动群众抵制。山林水利局闻讯后指派工作人员前往调查，并召集两乡的群众开会讨论，最终冲破封建迷信的阻挠，严惩不法分子，成功修建了水渠。1933年9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看到群众饮水困难，决定破除迷信，带领红军战士和群众在村里挖了一口水井，解决了当地村民的饮水问题。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引导下，广大军民开渠筑坝、打井抗旱清淤疏浚，苏区水利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1934年9月，陆定一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表的《两个政权——两个收成》中写道：“水利方面，特别是今年得到了极其巨大的成绩，旧的陂圳池塘已经几乎全部修好，新的也造了不少，都是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因迷信风水而不准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