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圩“三十六担丘”田边的土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间也不准确。

　　“六项注意”是怎样变成“八项注意”的

　　对于六项注意怎样变成八项注意，陈士榘(1927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说法是:“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

　　(厕所)。”对于八项注意的丰富和最后改定，陈士榘的记忆是:“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将‘八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新内容，优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改定的‘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为丰富与概括。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过，对于从“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八项注意”，其新增两条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说法。例如，有文章认为:“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

　　不仅如此，对于“八项注意”中后两条增加的提出者也有不同说法。例如，饶道良、李春祥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一文中说: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最初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最后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才最终定形。从军事实践对军事纪律形成的决定作用来看，它完全是在实际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这一点，还可从红四方面军也曾产生过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似的军事纪律得到证实。

　　由此看来，毛泽东虽然受过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但不能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有借鉴或模仿关系，因为缺乏史实依据。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相关链接

　　曾国藩《爱民歌》(节选)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第429－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