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是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甚至是从后者演变来的。这种说法对吗？本文在详细考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过程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回答

　　今年是建军80周年，关于军史的一些话题颇受人们关注。其中之一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爱民歌》之间关系。本文就此谈点看法。

　　关于二者关系的三种观点

　　观点一:借鉴说。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接渊源于《爱民歌》，二者有极强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宋树理、刘金元、王泉初等学者。宋树理在《毛泽东评点曾国藩》一书中说，毛泽东“效仿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示出了二者极强的联系性与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可是，宋树理在强调二者的联系和借鉴时，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史实。刘金元、王泉初在《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曾将曾氏多则经典语录抄于读书笔记《讲堂录》上，他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毛泽东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细比较，二者从中有着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然而，这里说的细细比较，只是二者字面上的比较，也没有提出史实根据。

　　观点二:参照说。比“借鉴”说更进一步的，是“参照”说，即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参照了曾国藩《爱民歌》。

　　观点三:影响说。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问题，只认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例如，国内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探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时关注到了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之间的某些联系。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但李锐只是概括地指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吸取，并未作无端推测，这表明他治学的严谨。历史学者王子今在《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中探讨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时说话也很慎重，他认为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王子今的这些话很注意分寸，同样没有作无端推测。

　　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一些条文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从以上诸种观点看，如果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直接的继承性，那武断的成份就太多了。而从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方法是严谨的。至少，从毛泽东从事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并且随时进行修订，一些条文都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据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的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可追溯到三湾改编时期。李立说:1927年10月中旬，“我们的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起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还乱拿群众的东西，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又为部队制订了革命纪律，向战士们作了重要的讲话。”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立记得，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