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午间半小时”节目把邓大姐的信播了出去，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邓大姐不但赞成安乐死，而且还曾想过身体力行。有一天，我同邓大姐开玩笑：“大姐，您怕死吧！”她马上说：“我才不怕死呢！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怕死，能活到今天我是没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规律，我这样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1989年10月16日，邓大姐特意让我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转达了她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听了邓大姐的请求，李鹏即给江泽民同志和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详细情况。后来，江泽民同志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1991年7月，邓大姐最后一次入院后经常高烧不退。一次，她持续昏迷了12天，清醒后，她可能感到自己病情很重，就又一次提出安乐死的事。当时我们大家安慰她，您的头脑清醒，而且还可以治疗，谁也不能批准你安乐死，也没有必要。邓大姐最后病危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天一夜，而且是自然睡过去的，可以说这对于她也是种安乐死吧。

　　住院期间，邓大姐不止一次地说起她的遗嘱，怕我们不按照她的意愿办。我曾对她表示：“请您放心，您有信给党中央，也有给我们承办具体事项的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口头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的，我会尽力照您的原则办的。当然，有些事我不一定能办得了，但凡是我能办的一定照办。”她听我这样说，高兴地说：“那好！我就放心了。”

　　邓大姐的两份遗嘱十分简短，但它精炼如金。从那一条条简洁而明了的嘱托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伟人的胸怀。邓大姐去世后，我不想违背她老人家的嘱托，因此，办理后事时，凡是能办到的事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办的，只有这样，我在心里才觉得对得起她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