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在这份遗嘱里，邓大姐安排得很细致，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服怎样处理都想到了。十年后邓大姐去世，我们正是按照她的遗嘱对所有的遗物做了分配。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宽阔，对死也一直表现出豁达的态度，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透。邓大姐晚年在谈话时常常说起生死这样的话题，她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样对待死，怎样对待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的。” 有一次，邓大姐又同我提起这个话题，她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说到这儿，邓大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大姐知道后就旗识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

　　那是1988年1月间，邓大姐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关于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邓颖超

　　1988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