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 遗体解剖后火化。

　　2、 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 不搞遗体告别。

　　4、 不开追悼会。

　　5、 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78.7.1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知道邓大姐写遗嘱后，我心情十分难受，曾劝她说：“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还不到时候。”她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是为组织上好办。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自从写完遗嘱，邓大姐就好像了却一桩心事，可她还总时不时嘱咐我：“我死后，把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1982年，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在立下了第一份可供公布的遗嘱之后，她又写下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宜的字条，把如何处理她的遗物等事都委托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保健医生张佐良、警卫秘书高振普、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德和我六个人。对于这份有关身后事宜的具体嘱托，我们把它称为邓大姐的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没有很正式的行文，全文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