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1月19日下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办的“永远的怀念——纪念邓颖超诞辰110周年音乐故事分享会”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副主任陈晋，天津市文广局局长郭运德，曾经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吴庆彤、钱嘉东、马列、陈浩、赵炜、高振普，周恩来、邓颖超亲属周秉德、周秉宜、邓友平，以及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关怀的老艺术家代表于蓝、王铁成、李光曦、蒋大为、韩芝萍等出席故事分享会。全国人大代表、著名节目主持人李扬主持会议。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然而，邓颖超又是一名女性，一位妻子，一位被千百万人亲切地称为邓大姐、邓妈妈、邓奶奶的人，在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革命历程背后，有着许多婉约细腻、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邓颖超音乐故事分享会独具匠心，通过亲历者的深情讲述，回顾邓大姐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引领我们走近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走近我们心中“不是母亲胜似母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邓大姐。

　　邓大姐一生廉洁自律，从不收受礼物，然而在总理去世不久，她却收下了一份实实在在来自人民的礼物——天津红桥区服装厂73位年轻工人一针一线缝制的丝棉袄，收下了群众对她的关心和惦念。当年亲手为邓大姐缝制棉袄的工人代表张宝发、杨敏、杨明来到了故事分享会现场，同大家见面，杨敏讲述了关于这件丝棉袄的故事：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开了。当年二十几岁的我们从电视中看到邓妈妈一个人为总理守灵，身边没有亲生子女时，心都碎了。当时规定：不带黑纱，不开追悼会，这让我们很不理解。大家谈论着，私下布置了灵堂，举行了追悼会，但仍不能表达我们对总理和邓妈妈的全部的爱。宝发理解大家的心情，出主意说，我们是服装工人，做一件棉袄送给邓妈妈，怎么样？杨明首先响应，说：“对！我们天津有句俗话：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咱就做一件棉衣送给邓妈妈，温暖她的心。”青年们开始自发地凑钱、买布料，请厂里有四十多年裁剪经验的两位老师傅帮忙，但没有具体尺寸。怎么办？我们就通过看电视估量尺寸，用邓妈妈和周总理合影照片作比对。最后，青年们一针针、一线线，将对总理和邓妈妈的一片深情密密地缝进了棉衣里。棉袄做好了，我们又一把把地用手抓，里里外外仔细地检查，生怕有不安全的地方。

　　邮寄时很不顺利，邮局对我们反复盘查，又让我们等候请示，最后不给邮寄。我们去了几家邮局，都不受理。我们没灰心，几经周折，最后以个人名义寄给人民日报社，请他们代为转交给邓妈妈。记得棉袄里夹着杨明代表我们73名青年工人写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邓妈妈，当您穿上这件棉衣，就会感到我们在您身边，全中国的青年都在您身边！”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庆幸的是，邓妈妈收下了这份特殊的礼物，同时寄回一封信和30元钱作为工本费，让我们买些书籍和学习用品，不断提高自己。我们听话地照办了。

　　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但邓妈妈却记在心里，总想来天津时见见我们。1984年7月4日，老人家真的来天津会见了我们这七十多名青年。

　　当时，80岁高龄的老妈妈要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劝说她不要太累了，只和几个代表握手就可以了。她却说：“八年前，你们这些人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过棉衣，我今天要一个一个地握你们的手，表示感谢！你们送给我的棉衣，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温暖、极大的安慰、极大的鼓舞。我穿着这件棉衣过了几个冬天。一有机会，我就对朋友说上几句棉衣的来历。我很骄傲，你们都是我的儿女。”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邓颖超非常喜爱这件丝棉袄，穿破了还舍不得丢。穿着这件棉袄，她出席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接见过许多外国友人，她感到温暖和力量，因为这件棉袄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深情厚谊。

　　群众对邓大姐有情有爱，是因为邓大姐对人民付出了更多真切的关怀、深挚的爱。周恩来的银幕形象扮演者王铁成谈起邓大姐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不禁泪流满面：

　　我塑造周总理的形象是从1977年开始的，1978年我们剧院演出话剧《报童》，邓妈妈观看后夸奖了我。从那以后，直到1991年拍摄电影《周恩来》，我们有过5次见面。每次见面，邓妈妈都会对我塑造的总理形象给予具体指导。她在工作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给我很多关怀，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她老人家对我的家庭和孩子给予的极大关心。

　　记得1979年11月15日，我参加文代会闭幕期间的诗歌朗诵会，因为是在体育馆，声音很嘈杂。邓妈妈特意向我走来，说：“王铁成同志，你给我写写你家庭的情况。”当时我答应下来，回家后，却有了思想斗争，孩子情况怎么写呢？写了觉得是给领导添麻烦，不写又觉得对领导不实事求是。最后，还是如实写了。

　　半个月后的11月29日，邓妈妈来电话说：“本来还想请你来一趟，再说一说孩子的情况，又怕影响你的工作，所以就给你打个电话吧。怎么搞的？你有这么一个孩子啊！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我说：“是先天的大脑发育不全。”她说：“哎呀，很麻烦呀！”又问：“你爱人是做什么的？你们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家里还有什么负担？”我说，本来不想给您写这些的。她说：“写是应该的，应该和我说实话。你工作那么忙，我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个电话，打了三十多分钟，邓妈妈问得很细致。一个星期之后，她又让秘书赵炜给我打电话，问：“带孩子看病了没有？”我说：“已经看过了，请老人家别为我的事这么操心了。孩子就是要加强训练，多注意，没用什么药物治疗。”赵炜说：“不行，老人家对谁都这样。她要是关心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关心到底。你一定要给孩子确诊。老人家已经去儿童医院找他们领导了，要给你儿子看病。你定好时间，告诉我。”我赶紧说：“哪天都行。”就这样，给孩子定好了看病的时间。后来有个机会，我当面向邓妈妈道谢。她说：“不用谢！恩来生病期间，我们认识了一些大夫，能对你有所帮助很好啊。”

　　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邓妈妈通过剧院，对我家庭、孩子给予很多关怀，我至今铭记在心。我把和邓妈妈的合影摆放在家中，和我父母的照片摆在一起。邓妈妈是令人尊重的前辈，看着她慈祥的笑容，我工作、学习、生活，都特别有劲头。

　　正像王铁成讲述的那样，邓大姐总是这样，关心一件事情，就要关心到底，她不仅关心一个孩子，更关心全中国的儿童。在发展儿童事业过程中，她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于蓝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邓颖超故事分享会上，93岁高龄的于蓝讲述了邓颖超给予她的大姐情、母亲爱：

　　建国以后，我和周总理、邓大姐有过几次见面，“文革”十年，隔断了我和邓大姐的联系。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我更加思念邓大姐。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牵挂的邓大姐。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多么思念你们……‘文革’中，我和总理总是默默地坐着，最痛苦的是有话不能说出来！”

　　第二年，我在肿瘤医院动手术，邓妈妈知道了，给我写来长长的一封信，祝我“早日痊愈出院”！信中说到：出国前，她在电视上又看了《革命家庭》，希望我能像陶承同志那样坚强和快乐，早日战胜疾病，并且取得胜利！信的署名写着：被维世称作妈妈的人手书！（孙维世同志是烈士后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随信还给我带来许多水果，我感到邓大姐的关心无微不至。

　　我童年失去母亲，邓大姐对我这样亲切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革命母亲般的爱，特别温暖。我心中暗暗承诺：您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回报您对我的期待！

　　更使我难忘的是，在我接受党的委托创建儿童电影制片厂时，她两次为我们书写厂标。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告诉我：“老人家是在病中尽量控制手的颤抖为我们书写的！”她那苍劲有力的大字，体现了她对给儿童创作精神食粮这个事业的关注，也会永远镌刻在亿万孩子的心中！

　　在老人家病重期间，赵炜深知老人家思念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都牵挂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在可能会见的情况下，她安排我们去看望了老人家！邓大姐的身体虽然已经十分虚弱，但是头脑还非常清醒。她低声说：“于蓝，我想念你们，你们的电影怎么样了？”我用脸去贴吻她的手背，告诉她：“大家都想念您！都祝愿您早日康复！”然而，病魔最终无情地吞噬了邓大姐的生命。她和我们永别了！老人家洒向人间的全是博大的爱！她高尚的情怀和对革命的忠诚与奉献，都是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

　　晚年的邓颖超，身患多种疾病。这些日子，在她身边服务的除了工作人员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年轻的医务人员，这些护士当时才十七、八岁，邓颖超给了她们“奶奶”般的关心和爱护，那些点滴小事印在她们心田，铭记到今天。当年为邓颖超服务的护士谢淑华讲述了留在她们心中的温暖回忆：

　　我是警卫局保健处派往大姐身边工作的护士之一，在大姐身边工作六年。每当我和同事们回忆起在西花厅工作的日子，往事就如春天的涓涓泉水在心头涌动，对大姐的怀念是那么深切，真挚。

　　在大姐身边工作的护士从17岁到50岁不等，在我们眼中，大姐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更是尊重、关心、爱护、帮助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老奶奶。

　　20世纪90年代初，我爱人在辽宁绥中县工作。一次，我要到他那里探亲，大姐知道后，专门把我叫来，让服务员老石拿来2个苹果，对我说：“这是金日成首相专门从朝鲜送来的，你爱人是年轻的副县长，工作一定不容易，苹果代表平安，希望他在那里工作、生活能平平安安。”手捧这两个苹果，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80年代初，护士小白刚来西花厅工作不久，她与大姐接触还有点紧张。记得有人给大姐送来一些螃蟹,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大姐分给工作人员每人1只，并耐心地给小白讲螃蟹什么地方能吃，什么地方不能吃，如何吃。大姐和蔼可亲的笑容，一下子就打消了小白的紧张情绪。1989年小白上了高护班。一天，大姐把我叫到她面前，拿出一些单片包装的巧克力，对我说：“小白学习一定很辛苦，这些糖让她带在口袋里，饿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吃。既要努力学习，又要注意身体。” 多年以后，小白在回忆大姐时，总会提起这些令人感动的往事。

　　护士小彭20岁到大姐身边工作，大姐经常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多次告诫她说，找丈夫一定要找人品好、真正会关心爱护你的人。有时，大姐会给我们讲起她与周总理年轻时的恋爱经历，老人家脸上总是流露出幸福的神情。后来小彭按照大姐的叮嘱，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她丈夫现在已经是副部级干部了。小彭总是说，要是大姐知道我现在生活这么幸福、快乐，那该多好啊！

　　护士小郭是从中日友好医院来大姐身边工作的。结婚时，他们夫妻到西花厅给大姐送喜糖，大姐高兴地祝福他们，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只发夹送给小郭。小郭生小孩后，大姐还专门让人送了一只老母鸡给她。有一年除夕，正赶上小郭值班不能回家，大姐特意把小郭叫到面前，说：“你因为陪我，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这是我特意为你家人准备的糖，明天你带给他们，也替我谢谢你的家人。祝他们新年快乐。”

　　点点滴滴小事，件件令人感动，件件值得珍藏回味。在这些工作人员的眼中、心中，邓颖超就是一位令人倍感亲切、充满人情味儿的奶奶。但是，对自己家的晚辈，邓颖超除了关心、爱护，更加入了严格的要求和纪律的约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讲述了伯母教育她遵守纪律的故事：

　　我4岁半进西花厅，在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近20年，两位老人除了对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给予关心、照顾之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两个字：纪律。

　　记得在我上小学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回到西花厅后，伯母和我有一次谈话，印象中这是第一次非常认真、正式的谈话。她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小学生了，不再是一个儿童了。以后，我和你伯父就要用一个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要遵守纪律。

　　从小我就知道，西花厅是伯父工作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对我们这些亲属来说，伯父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的办公室也不许进。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伯父和伯母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伯母曾对我说：“你伯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我只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知道的事，他都不会对我说的。”伯父的工作及人员来往，甚至于他们夫妻的健康状况，似乎都被划入了应当严格遵守的纪律范畴。

　　记得有一次我和伯母正坐在客厅说话，伯父的保健大夫卞大夫走进来说：“大姐，这是总理这个星期的食谱，请您过目一下。”伯母站起来对卞大夫说：“到我办公室去谈吧。”伯父的食谱一般是由厨房的两位师傅和伯母商量制订，卞大夫出面检查食谱，我猜想一定是伯父这个星期有些不舒服。由于伯父是我们国家总理这个特殊身份，他身体不舒服，也是要保密的。

　　另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邓小平女儿邓林是我的同学，她住在中南海的南部。平时，伯母不提倡我随便去南海找同学玩，她说：“你伯伯嘱咐你们不要去打扰中央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上高中时，有一次邓林约我周末去她家听唱片。我不想辜负她的盛情邀请，就对张树迎叔叔说，这个星期天邓林约我去她家听唱片，我很想去，不知行不行？张叔叔向伯母提出了我的请求。伯母让张叔叔打电话给邓家的秘书，问是否有这回事？秉宜是否可以去？什么时间？得到确切答复后，周日下午3点，我从西花厅出发，途经两道岗哨，安全地到了邓林家。张叔叔事先和两个岗哨联系好，要求我每到一道岗，报告自己的名字，要去什么地方，才放我过去。伯母完全是按照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出行标准来要求我们的，让我遵守纪律，不要以为自己是周恩来的亲属就可以在中南海里各处乱跑。张叔叔还嘱咐我：在邓家不要玩得时间太长。

　　在西花厅的日子里，伯母这种严格的要求陪伴着我，影响着我。尽管有时也难免感觉委屈，但想到伯母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的，也就释怀了。今天，当我们也步入老年，回头想想，伯母的严格要求很有道理，很正确，她给了我良好的教育，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正直，无愧于心。

　　邓颖超很少提到自己的亲属。她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在她的遗嘱中提到的侄子远在吉林省工作，她不仅没给予任何照顾，甚至还提出了一些“不近人情”的要求。在故事分享会上，邓颖超的侄孙邓友平讲述了“姑奶奶”给邓家留下的家风：

　　1992年7月11日，我们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收看《新闻联播》，当听到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全家都惊呆了。当听到遗嘱中提到我的父亲，坐在轮椅上已不能说话的父亲瞬间泪流满面。我们兄弟姐妹商量要立刻去北京，可当时火车票、机票都很紧张，不得已我们联系了省委办公厅。省委的同志听了我们的情况也异常惊讶，因为从未听说邓颖超在吉林有亲戚！为慎重起见，省里给赵炜阿姨打了电话，得到证实后，省委迅速安排我们兄妹来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回想起来，父亲始终是遵照姑奶的教诲，一直保守这门亲戚的秘密。当父亲向我们兄弟姐妹正式提及此事时，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姑奶一再嘱咐我不要炫耀这门亲戚关系，更不要以此谋得任何私利，我们全家人都要按照她老人家的要求去做，本分做人，老实干事。有时我们也想，有这样的关系是一种荣耀呀！我们多有面子！当哥哥、姐姐们面临当兵、工作等重大事项时，也曾动过请姑奶帮忙的念头，可父亲非常严厉地制止说，姑奶不但不会帮助解决问题，还会批评我们，我们绝不能给她老人家添乱、抹黑。后来我们常听赵炜阿姨讲起，每次父亲去看望姑奶时，她老人家都非常关心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进步，要给我们带水果和小食品，父亲每次都是推脱不要，有几次推脱不过，才给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是姑奶送的礼物，特别高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甜蜜感觉！

　　我大学毕业后经常去北京办事，曾向父亲提起去看望姑奶，可父亲总是说她老人家工作很忙，不便打扰，而且也怕耽误我的工作。1988年，我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一年，再次提到去看望姑奶，这次父亲没有理由拒绝，与赵阿姨取得了联系。记得赵阿姨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我身体可好，有没有感冒，我说没有。赵阿姨说，姑奶想见你，只是最近老人家身体较弱，怕传染感冒，你没有感冒就好，等我电话吧。第二天赵阿姨就打来电话，说姑奶可以见你了。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脑子一片空白，以至于都记不得是怎样来到中南海的。赵阿姨领我到西花厅后，工作人员拉开窗帘，我听到姑奶“来了”的声音，看来她老人家一直在等我。我连忙上前给姑奶鞠躬，她亲切地拉住我的手，看到我汗流满面，关切地问是不是很热呀？其实，我是紧张激动得流汗。当我握着姑奶温暖的手，看着她老人家慈祥的目光，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姑奶拉着我的手坐下来，递给我蒲扇让我扇，还让我赶紧吃块儿西瓜。我和姑奶唠起家常，她特别问到家里在“文革”中是否受到牵连，我说，没有，我们一直都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没有炫耀，也没有给单位和政府添任何麻烦，几乎没人知道这门亲戚关系。姑奶听了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当听说我被上派教育部学习锻炼时，又说“这很好，要多学习，勤锻炼。。姑奶叮嘱赵阿姨给我找一些周总理的书和纪念画册等。临别时，赵阿姨叫来高振普叔叔给我和姑奶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每当我翻看这些照片，眼前就浮现起姑奶慈祥的笑容，耳边就响起姑奶的谆谆教诲！

　　姑奶去世后，《吉林日报》的记者到家里采访我们，并以《家风》为题做了一个报道，《人民日报》进行了刊登。今天，我们可以无愧无悔地向姑奶她老人家报告，家风依旧在，教诲永流传，家风就是姑奶的言传身教，就是父亲的本分做人，就是吾辈的老实做事。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大姐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淡，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避免不了，谁也逃不掉。把生死问题看透了，用乐观主义态度对待就会把个人的后事看得很淡。所以，活着时为人民服务，临死时也得为人民着想。

　　邓颖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故事分享会上，邓颖超原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讲述了“撒放周恩来骨灰”的故事：

　　周总理逝世后，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会后，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总理的骨灰，警卫局的车在前面带路，邓颖超同志亲自护送，去北京通州机场。大约晚上8点整，到达通州机场。我们下车以后，登上飞机，转过脸来，看到邓大姐站在寒风里招手，向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我们登上飞机，在中央决定、并经邓颖超同意的撒放地点把总理的骨灰撒到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大约夜里12点左右，我们回到通州机场。考虑到此时邓大姐应该已经休息了，我和张树迎直接回到305医院。在空空荡荡的医院里，我们无法入睡，商量着第二天怎么去向邓大姐报告撒骨灰的过程。

　　第二天早上，为了不干扰老人家休息，我们按照邓大姐的生活习惯，9点钟到达西花厅。邓大姐已经知道我们来了，打开客厅门，站在客厅门口迎接我们。老人家两手高高举起，我们俩赶紧跑过去，她把我们俩紧紧地搂在怀中，三个人抱在一起，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大姐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保卫恩来到最后！”我们两个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邓大姐把我们引到她的办公室，坐下来后，张树迎想把昨天撒周总理骨灰的情况报告一下。大姐说：“你们不用讲了，我全清楚。我是等到空军向我报告，说你们已经安全着陆后，才吃了安眠药，勉强入睡的。告诉你们，当我看到你们登上飞机，关上舱门，去撒总理骨灰的时候，我想的已经不是恩来怎么了。恩来没有了，变成骨灰了，我更担心的是你们的安全和机组同志的安全。”我和张树迎同志听了这话，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总理没有了，邓大姐在这种最痛苦的时候，想的不是总理，也不是她自己，而是想着我们的安全，能这样做的人有几个啊？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所以我俩确实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几乎哭出声来。最后，还是邓大姐劝住我们。老人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没掉。她说：“现在，恩来的丧事已经结束，你们看我的黑纱摘掉了吧？你们两个也把黑纱摘掉。这件事从咱们家里人带个头，都摘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开始我们新的工作和生活。”

　　这就是邓颖超，一个坚强乐观的人，在这刻骨铭心的悲怆时刻，她心中惦记的是别人的安危冷暖，想得是要鼓励大家把悲痛化为工作的动力。邓大姐一生都在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对待自己身后事问题上也是这样。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27年的赵炜（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讲述了邓大姐立遗嘱的故事：

　　1978年7月1日，我上班后到她的办公室，邓大姐让我为她准备纸和笔，说要写点东西。她要写什么？事先一点也没听她说过，我心中有点纳闷。邓大姐看到我疑惑的表情，说：等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安排自己的后事。我说：“太早了！忙着写它干嘛？”她再没说什么。她这次写下五点：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1982 年6 月17 日，邓大姐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认真地、仔细地看了看，重抄一遍，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两点。

　　1982年11月5日，邓大姐又写第二份遗嘱，写给处理她遗物的六位同志，如关于工资、文件、照片、图书、衣服等具体的安排。

　　她写完后，就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之后，她总时不时地嘱咐我：“我死后，把我给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己不在了就可以啦。”

　　她的生死观很明确，再三对我说：“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说到这儿，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别搞吊唁。”

　　邓大姐去世后，我反映了她生前反复提到的丧事从简的要求，一切是由组织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