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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价的精神瑰宝 追忆我们心中永远的邓大姐——记邓颖超诞辰110周年音乐故事分享会
2014-02-07 23:47:50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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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1月19日下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办的“永远的怀念——纪念邓颖超诞辰110周年音乐故事分享会”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副主任陈晋,天津市文广局局长郭运德,曾经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吴庆彤、钱嘉东、马列、陈浩、赵炜、高振普,周恩来、邓颖超亲属周秉德、周秉宜、邓友平,以及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关怀的老艺术家代表于蓝、王铁成、李光曦、蒋大为、韩芝萍等出席故事分享会。全国人大代表、著名节目主持人李扬主持会议。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然而,邓颖超又是一名女性,一位妻子,一位被千百万人亲切地称为邓大姐、邓妈妈、邓奶奶的人,在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革命历程背后,有着许多婉约细腻、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邓颖超音乐故事分享会独具匠心,通过亲历者的深情讲述,回顾邓大姐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引领我们走近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走近我们心中“不是母亲胜似母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邓大姐。

  邓大姐一生廉洁自律,从不收受礼物,然而在总理去世不久,她却收下了一份实实在在来自人民的礼物——天津红桥区服装厂73位年轻工人一针一线缝制的丝棉袄,收下了群众对她的关心和惦念。当年亲手为邓大姐缝制棉袄的工人代表张宝发、杨敏、杨明来到了故事分享会现场,同大家见面,杨敏讲述了关于这件丝棉袄的故事: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开了。当年二十几岁的我们从电视中看到邓妈妈一个人为总理守灵,身边没有亲生子女时,心都碎了。当时规定:不带黑纱,不开追悼会,这让我们很不理解。大家谈论着,私下布置了灵堂,举行了追悼会,但仍不能表达我们对总理和邓妈妈的全部的爱。宝发理解大家的心情,出主意说,我们是服装工人,做一件棉袄送给邓妈妈,怎么样?杨明首先响应,说:“对!我们天津有句俗话: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咱就做一件棉衣送给邓妈妈,温暖她的心。”青年们开始自发地凑钱、买布料,请厂里有四十多年裁剪经验的两位老师傅帮忙,但没有具体尺寸。怎么办?我们就通过看电视估量尺寸,用邓妈妈和周总理合影照片作比对。最后,青年们一针针、一线线,将对总理和邓妈妈的一片深情密密地缝进了棉衣里。棉袄做好了,我们又一把把地用手抓,里里外外仔细地检查,生怕有不安全的地方。

  邮寄时很不顺利,邮局对我们反复盘查,又让我们等候请示,最后不给邮寄。我们去了几家邮局,都不受理。我们没灰心,几经周折,最后以个人名义寄给人民日报社,请他们代为转交给邓妈妈。记得棉袄里夹着杨明代表我们73名青年工人写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邓妈妈,当您穿上这件棉衣,就会感到我们在您身边,全中国的青年都在您身边!”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庆幸的是,邓妈妈收下了这份特殊的礼物,同时寄回一封信和30元钱作为工本费,让我们买些书籍和学习用品,不断提高自己。我们听话地照办了。

  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但邓妈妈却记在心里,总想来天津时见见我们。1984年7月4日,老人家真的来天津会见了我们这七十多名青年。

  当时,80岁高龄的老妈妈要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劝说她不要太累了,只和几个代表握手就可以了。她却说:“八年前,你们这些人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过棉衣,我今天要一个一个地握你们的手,表示感谢!你们送给我的棉衣,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温暖、极大的安慰、极大的鼓舞。我穿着这件棉衣过了几个冬天。一有机会,我就对朋友说上几句棉衣的来历。我很骄傲,你们都是我的儿女。”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邓颖超非常喜爱这件丝棉袄,穿破了还舍不得丢。穿着这件棉袄,她出席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接见过许多外国友人,她感到温暖和力量,因为这件棉袄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深情厚谊。

  群众对邓大姐有情有爱,是因为邓大姐对人民付出了更多真切的关怀、深挚的爱。周恩来的银幕形象扮演者王铁成谈起邓大姐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不禁泪流满面:

  我塑造周总理的形象是从1977年开始的,1978年我们剧院演出话剧《报童》,邓妈妈观看后夸奖了我。从那以后,直到1991年拍摄电影《周恩来》,我们有过5次见面。每次见面,邓妈妈都会对我塑造的总理形象给予具体指导。她在工作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给我很多关怀,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她老人家对我的家庭和孩子给予的极大关心。

  记得1979年11月15日,我参加文代会闭幕期间的诗歌朗诵会,因为是在体育馆,声音很嘈杂。邓妈妈特意向我走来,说:“王铁成同志,你给我写写你家庭的情况。”当时我答应下来,回家后,却有了思想斗争,孩子情况怎么写呢?写了觉得是给领导添麻烦,不写又觉得对领导不实事求是。最后,还是如实写了。

  半个月后的11月29日,邓妈妈来电话说:“本来还想请你来一趟,再说一说孩子的情况,又怕影响你的工作,所以就给你打个电话吧。怎么搞的?你有这么一个孩子啊!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我说:“是先天的大脑发育不全。”她说:“哎呀,很麻烦呀!”又问:“你爱人是做什么的?你们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家里还有什么负担?”我说,本来不想给您写这些的。她说:“写是应该的,应该和我说实话。你工作那么忙,我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个电话,打了三十多分钟,邓妈妈问得很细致。一个星期之后,她又让秘书赵炜给我打电话,问:“带孩子看病了没有?”我说:“已经看过了,请老人家别为我的事这么操心了。孩子就是要加强训练,多注意,没用什么药物治疗。”赵炜说:“不行,老人家对谁都这样。她要是关心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关心到底。你一定要给孩子确诊。老人家已经去儿童医院找他们领导了,要给你儿子看病。你定好时间,告诉我。”我赶紧说:“哪天都行。”就这样,给孩子定好了看病的时间。后来有个机会,我当面向邓妈妈道谢。她说:“不用谢!恩来生病期间,我们认识了一些大夫,能对你有所帮助很好啊。”

  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邓妈妈通过剧院,对我家庭、孩子给予很多关怀,我至今铭记在心。我把和邓妈妈的合影摆放在家中,和我父母的照片摆在一起。邓妈妈是令人尊重的前辈,看着她慈祥的笑容,我工作、学习、生活,都特别有劲头。

  正像王铁成讲述的那样,邓大姐总是这样,关心一件事情,就要关心到底,她不仅关心一个孩子,更关心全中国的儿童。在发展儿童事业过程中,她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于蓝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邓颖超故事分享会上,93岁高龄的于蓝讲述了邓颖超给予她的大姐情、母亲爱:

  建国以后,我和周总理、邓大姐有过几次见面,“文革”十年,隔断了我和邓大姐的联系。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我更加思念邓大姐。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牵挂的邓大姐。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多么思念你们……‘文革’中,我和总理总是默默地坐着,最痛苦的是有话不能说出来!”

  第二年,我在肿瘤医院动手术,邓妈妈知道了,给我写来长长的一封信,祝我“早日痊愈出院”!信中说到:出国前,她在电视上又看了《革命家庭》,希望我能像陶承同志那样坚强和快乐,早日战胜疾病,并且取得胜利!信的署名写着:被维世称作妈妈的人手书!(孙维世同志是烈士后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随信还给我带来许多水果,我感到邓大姐的关心无微不至。

  我童年失去母亲,邓大姐对我这样亲切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革命母亲般的爱,特别温暖。我心中暗暗承诺:您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回报您对我的期待!

  更使我难忘的是,在我接受党的委托创建儿童电影制片厂时,她两次为我们书写厂标。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告诉我:“老人家是在病中尽量控制手的颤抖为我们书写的!”她那苍劲有力的大字,体现了她对给儿童创作精神食粮这个事业的关注,也会永远镌刻在亿万孩子的心中!

  在老人家病重期间,赵炜深知老人家思念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都牵挂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在可能会见的情况下,她安排我们去看望了老人家!邓大姐的身体虽然已经十分虚弱,但是头脑还非常清醒。她低声说:“于蓝,我想念你们,你们的电影怎么样了?”我用脸去贴吻她的手背,告诉她:“大家都想念您!都祝愿您早日康复!”然而,病魔最终无情地吞噬了邓大姐的生命。她和我们永别了!老人家洒向人间的全是博大的爱!她高尚的情怀和对革命的忠诚与奉献,都是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

  晚年的邓颖超,身患多种疾病。这些日子,在她身边服务的除了工作人员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年轻的医务人员,这些护士当时才十七、八岁,邓颖超给了她们“奶奶”般的关心和爱护,那些点滴小事印在她们心田,铭记到今天。当年为邓颖超服务的护士谢淑华讲述了留在她们心中的温暖回忆:

  我是警卫局保健处派往大姐身边工作的护士之一,在大姐身边工作六年。每当我和同事们回忆起在西花厅工作的日子,往事就如春天的涓涓泉水在心头涌动,对大姐的怀念是那么深切,真挚。

  在大姐身边工作的护士从17岁到50岁不等,在我们眼中,大姐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更是尊重、关心、爱护、帮助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老奶奶。

  20世纪90年代初,我爱人在辽宁绥中县工作。一次,我要到他那里探亲,大姐知道后,专门把我叫来,让服务员老石拿来2个苹果,对我说:“这是金日成首相专门从朝鲜送来的,你爱人是年轻的副县长,工作一定不容易,苹果代表平安,希望他在那里工作、生活能平平安安。”手捧这两个苹果,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80年代初,护士小白刚来西花厅工作不久,她与大姐接触还有点紧张。记得有人给大姐送来一些螃蟹,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大姐分给工作人员每人1只,并耐心地给小白讲螃蟹什么地方能吃,什么地方不能吃,如何吃。大姐和蔼可亲的笑容,一下子就打消了小白的紧张情绪。1989年小白上了高护班。一天,大姐把我叫到她面前,拿出一些单片包装的巧克力,对我说:“小白学习一定很辛苦,这些糖让她带在口袋里,饿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吃。既要努力学习,又要注意身体。” 多年以后,小白在回忆大姐时,总会提起这些令人感动的往事。

  护士小彭20岁到大姐身边工作,大姐经常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多次告诫她说,找丈夫一定要找人品好、真正会关心爱护你的人。有时,大姐会给我们讲起她与周总理年轻时的恋爱经历,老人家脸上总是流露出幸福的神情。后来小彭按照大姐的叮嘱,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她丈夫现在已经是副部级干部了。小彭总是说,要是大姐知道我现在生活这么幸福、快乐,那该多好啊!

  护士小郭是从中日友好医院来大姐身边工作的。结婚时,他们夫妻到西花厅给大姐送喜糖,大姐高兴地祝福他们,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只发夹送给小郭。小郭生小孩后,大姐还专门让人送了一只老母鸡给她。有一年除夕,正赶上小郭值班不能回家,大姐特意把小郭叫到面前,说:“你因为陪我,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这是我特意为你家人准备的糖,明天你带给他们,也替我谢谢你的家人。祝他们新年快乐。”

  点点滴滴小事,件件令人感动,件件值得珍藏回味。在这些工作人员的眼中、心中,邓颖超就是一位令人倍感亲切、充满人情味儿的奶奶。但是,对自己家的晚辈,邓颖超除了关心、爱护,更加入了严格的要求和纪律的约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讲述了伯母教育她遵守纪律的故事:

  我4岁半进西花厅,在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近20年,两位老人除了对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给予关心、照顾之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两个字:纪律。

  记得在我上小学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回到西花厅后,伯母和我有一次谈话,印象中这是第一次非常认真、正式的谈话。她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小学生了,不再是一个儿童了。以后,我和你伯父就要用一个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要遵守纪律。

  从小我就知道,西花厅是伯父工作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对我们这些亲属来说,伯父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的办公室也不许进。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伯父和伯母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伯母曾对我说:“你伯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我只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知道的事,他都不会对我说的。”伯父的工作及人员来往,甚至于他们夫妻的健康状况,似乎都被划入了应当严格遵守的纪律范畴。

  记得有一次我和伯母正坐在客厅说话,伯父的保健大夫卞大夫走进来说:“大姐,这是总理这个星期的食谱,请您过目一下。”伯母站起来对卞大夫说:“到我办公室去谈吧。”伯父的食谱一般是由厨房的两位师傅和伯母商量制订,卞大夫出面检查食谱,我猜想一定是伯父这个星期有些不舒服。由于伯父是我们国家总理这个特殊身份,他身体不舒服,也是要保密的。

  另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邓小平女儿邓林是我的同学,她住在中南海的南部。平时,伯母不提倡我随便去南海找同学玩,她说:“你伯伯嘱咐你们不要去打扰中央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上高中时,有一次邓林约我周末去她家听唱片。我不想辜负她的盛情邀请,就对张树迎叔叔说,这个星期天邓林约我去她家听唱片,我很想去,不知行不行?张叔叔向伯母提出了我的请求。伯母让张叔叔打电话给邓家的秘书,问是否有这回事?秉宜是否可以去?什么时间?得到确切答复后,周日下午3点,我从西花厅出发,途经两道岗哨,安全地到了邓林家。张叔叔事先和两个岗哨联系好,要求我每到一道岗,报告自己的名字,要去什么地方,才放我过去。伯母完全是按照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出行标准来要求我们的,让我遵守纪律,不要以为自己是周恩来的亲属就可以在中南海里各处乱跑。张叔叔还嘱咐我:在邓家不要玩得时间太长。

  在西花厅的日子里,伯母这种严格的要求陪伴着我,影响着我。尽管有时也难免感觉委屈,但想到伯母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的,也就释怀了。今天,当我们也步入老年,回头想想,伯母的严格要求很有道理,很正确,她给了我良好的教育,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正直,无愧于心。

  邓颖超很少提到自己的亲属。她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在她的遗嘱中提到的侄子远在吉林省工作,她不仅没给予任何照顾,甚至还提出了一些“不近人情”的要求。在故事分享会上,邓颖超的侄孙邓友平讲述了“姑奶奶”给邓家留下的家风:

  1992年7月11日,我们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收看《新闻联播》,当听到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全家都惊呆了。当听到遗嘱中提到我的父亲,坐在轮椅上已不能说话的父亲瞬间泪流满面。我们兄弟姐妹商量要立刻去北京,可当时火车票、机票都很紧张,不得已我们联系了省委办公厅。省委的同志听了我们的情况也异常惊讶,因为从未听说邓颖超在吉林有亲戚!为慎重起见,省里给赵炜阿姨打了电话,得到证实后,省委迅速安排我们兄妹来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回想起来,父亲始终是遵照姑奶的教诲,一直保守这门亲戚的秘密。当父亲向我们兄弟姐妹正式提及此事时,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姑奶一再嘱咐我不要炫耀这门亲戚关系,更不要以此谋得任何私利,我们全家人都要按照她老人家的要求去做,本分做人,老实干事。有时我们也想,有这样的关系是一种荣耀呀!我们多有面子!当哥哥、姐姐们面临当兵、工作等重大事项时,也曾动过请姑奶帮忙的念头,可父亲非常严厉地制止说,姑奶不但不会帮助解决问题,还会批评我们,我们绝不能给她老人家添乱、抹黑。后来我们常听赵炜阿姨讲起,每次父亲去看望姑奶时,她老人家都非常关心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进步,要给我们带水果和小食品,父亲每次都是推脱不要,有几次推脱不过,才给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是姑奶送的礼物,特别高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甜蜜感觉!

  我大学毕业后经常去北京办事,曾向父亲提起去看望姑奶,可父亲总是说她老人家工作很忙,不便打扰,而且也怕耽误我的工作。1988年,我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一年,再次提到去看望姑奶,这次父亲没有理由拒绝,与赵阿姨取得了联系。记得赵阿姨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我身体可好,有没有感冒,我说没有。赵阿姨说,姑奶想见你,只是最近老人家身体较弱,怕传染感冒,你没有感冒就好,等我电话吧。第二天赵阿姨就打来电话,说姑奶可以见你了。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脑子一片空白,以至于都记不得是怎样来到中南海的。赵阿姨领我到西花厅后,工作人员拉开窗帘,我听到姑奶“来了”的声音,看来她老人家一直在等我。我连忙上前给姑奶鞠躬,她亲切地拉住我的手,看到我汗流满面,关切地问是不是很热呀?其实,我是紧张激动得流汗。当我握着姑奶温暖的手,看着她老人家慈祥的目光,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姑奶拉着我的手坐下来,递给我蒲扇让我扇,还让我赶紧吃块儿西瓜。我和姑奶唠起家常,她特别问到家里在“文革”中是否受到牵连,我说,没有,我们一直都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没有炫耀,也没有给单位和政府添任何麻烦,几乎没人知道这门亲戚关系。姑奶听了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当听说我被上派教育部学习锻炼时,又说“这很好,要多学习,勤锻炼。。姑奶叮嘱赵阿姨给我找一些周总理的书和纪念画册等。临别时,赵阿姨叫来高振普叔叔给我和姑奶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每当我翻看这些照片,眼前就浮现起姑奶慈祥的笑容,耳边就响起姑奶的谆谆教诲!

  姑奶去世后,《吉林日报》的记者到家里采访我们,并以《家风》为题做了一个报道,《人民日报》进行了刊登。今天,我们可以无愧无悔地向姑奶她老人家报告,家风依旧在,教诲永流传,家风就是姑奶的言传身教,就是父亲的本分做人,就是吾辈的老实做事。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大姐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淡,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避免不了,谁也逃不掉。把生死问题看透了,用乐观主义态度对待就会把个人的后事看得很淡。所以,活着时为人民服务,临死时也得为人民着想。

  邓颖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故事分享会上,邓颖超原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讲述了“撒放周恩来骨灰”的故事:

  周总理逝世后,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会后,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总理的骨灰,警卫局的车在前面带路,邓颖超同志亲自护送,去北京通州机场。大约晚上8点整,到达通州机场。我们下车以后,登上飞机,转过脸来,看到邓大姐站在寒风里招手,向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我们登上飞机,在中央决定、并经邓颖超同意的撒放地点把总理的骨灰撒到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大约夜里12点左右,我们回到通州机场。考虑到此时邓大姐应该已经休息了,我和张树迎直接回到305医院。在空空荡荡的医院里,我们无法入睡,商量着第二天怎么去向邓大姐报告撒骨灰的过程。

  第二天早上,为了不干扰老人家休息,我们按照邓大姐的生活习惯,9点钟到达西花厅。邓大姐已经知道我们来了,打开客厅门,站在客厅门口迎接我们。老人家两手高高举起,我们俩赶紧跑过去,她把我们俩紧紧地搂在怀中,三个人抱在一起,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大姐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保卫恩来到最后!”我们两个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邓大姐把我们引到她的办公室,坐下来后,张树迎想把昨天撒周总理骨灰的情况报告一下。大姐说:“你们不用讲了,我全清楚。我是等到空军向我报告,说你们已经安全着陆后,才吃了安眠药,勉强入睡的。告诉你们,当我看到你们登上飞机,关上舱门,去撒总理骨灰的时候,我想的已经不是恩来怎么了。恩来没有了,变成骨灰了,我更担心的是你们的安全和机组同志的安全。”我和张树迎同志听了这话,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总理没有了,邓大姐在这种最痛苦的时候,想的不是总理,也不是她自己,而是想着我们的安全,能这样做的人有几个啊?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所以我俩确实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几乎哭出声来。最后,还是邓大姐劝住我们。老人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没掉。她说:“现在,恩来的丧事已经结束,你们看我的黑纱摘掉了吧?你们两个也把黑纱摘掉。这件事从咱们家里人带个头,都摘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开始我们新的工作和生活。”

  这就是邓颖超,一个坚强乐观的人,在这刻骨铭心的悲怆时刻,她心中惦记的是别人的安危冷暖,想得是要鼓励大家把悲痛化为工作的动力。邓大姐一生都在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对待自己身后事问题上也是这样。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27年的赵炜(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讲述了邓大姐立遗嘱的故事:

  1978年7月1日,我上班后到她的办公室,邓大姐让我为她准备纸和笔,说要写点东西。她要写什么?事先一点也没听她说过,我心中有点纳闷。邓大姐看到我疑惑的表情,说:等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安排自己的后事。我说:“太早了!忙着写它干嘛?”她再没说什么。她这次写下五点: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1982 年6 月17 日,邓大姐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认真地、仔细地看了看,重抄一遍,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两点。

  1982年11月5日,邓大姐又写第二份遗嘱,写给处理她遗物的六位同志,如关于工资、文件、照片、图书、衣服等具体的安排。

  她写完后,就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之后,她总时不时地嘱咐我:“我死后,把我给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己不在了就可以啦。”

  她的生死观很明确,再三对我说:“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说到这儿,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别搞吊唁。”

  邓大姐去世后,我反映了她生前反复提到的丧事从简的要求,一切是由组织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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