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点至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

　　在20世纪50年代，每逢冬季结冰期，中南海还有另一处季节性的健身场地，那就是中海西岸边的滑冰场。滑冰场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块用长木棍围起来的冰冻湖面而已。似乎没有人专门管理，只是偶尔有人在夜里扫去冰碴，给冰上的裂纹浇水补缝。滑冰的人随时可以去，也没有人收钱。那时，中南海里会滑冰的人极少，滑冰场上往往只有五六个人的身影。刘叔宴是少数几个会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们兄妹都是靠她教会的。我学会滑冰以后，有别的小孩请我教，记得我教过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她学得很吃力，究竟学会没有，已无印象了。

　　困难时期的伙食

　　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

　　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管理领导入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了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寂寞感不可名状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即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丁丁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

　　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摘自《历史开卷有疑》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