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的关系，更是值得一提。曼斯菲尔德在国会工作期间，积极呼吁美中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他从不出席别国的国庆招待会，但只要黄镇邀请，他就一定到场。尽管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外政策上互相攻讦，但两党在对华关系上却取得了共识。曼斯菲尔德表示：“民主党人对总统和国务卿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感到自豪，无论哪一个党上台，对华政策不变。”一时间，在美国朝野和民间出现了“中国热”。曼斯菲尔德后来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黄镇仍同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逢年过节或有人路过日本时，他们都会托人互致问候。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女礼宾司司长秀兰?邓波儿（也是中国人民熟悉的童星）很喜欢黄镇和夫人朱霖赠送的织锦缎衣料。但按照美国政府规定，价值80美元以上的礼品一律交公，而这件衣料，美国有关部门估价为200美元，秀兰?邓波儿想自己购买，都不准许，令她十分遗憾。她卸任后，黄镇夫妇又赠送了同样一块衣料给她，使秀兰?邓波儿深受感动。后来，秀兰?邓波儿和丈夫到中国自费旅游，专程拜访了黄镇夫妇。

　　黄镇不仅善于做美国上层人士的工作，而且对于下层服务人员也照顾有加。联络处每次搞对外活动，黄镇都提醒联络处工作人员要照顾好司机，如果发现司机没吃饭，一定要派人送饭和饮料。一次，黄镇宴请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事后，当伯恩斯知道自己的司机也受到盛情款待时，很受感动。后来，伯恩斯在回请黄镇的宴会上，又专门就此事向黄镇表示感谢，这件事在华盛顿的社交界中广为传诵。对于联络处门口值勤的美国警察，黄镇也经常询问办公室人员是否及时关心对方的冷暖和送饮料，尤其是在天气不好时，更是如此。

    大力推动中美贸易

　　为促进中美贸易，驻美联络处成立了商务处。商务处与别的部门不一样，走出去的机会比较多，美国资本家为了做生意，争相向商务处的干部发出邀请，每次都是飞机接送，管吃管住。商务处自己的开支也比别的部门多些，有人对此颇有微词。黄镇支持了商务处的同志：“这是开展工作需要嘛！应该支持他们。”按照常规，美国公民办理来华签证需要两到三个星期。为方便美国工商企业界人士来华洽谈生意，黄镇特意关照联络处签证部门提供方便，使工商界人士办理签证的时间减少到一周甚至三天。他还经常告诫商务处的工作人员，要把了解到的美国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供有关部门引进设备时参考。

　　在美国，财团是政府的后台。黄镇为了与美国经济贸易界建立联系，也为了支持商务处的工作，曾亲自和商务处的同志一起到美国的厂家去考察访问。一次，应凯洛克公司的邀请，黄镇和商务处的同志到休斯敦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同时考察美国的炼油、输油设施。由于黄镇亲自出面，凯洛克公司的接待规格大大提高了。公司的老板说：“我们休斯敦接待你们新中国部长级的大使还是第一次。这种荣幸过去从未有过。”这对于商务处的同志开展调查研究和发展贸易关系起了很大帮助。

　　根据我国国情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对外经济政策，黄镇在指导对美经济贸易的往来上，也很注意区别对待、量力而行。联络处成立不久，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老板奥斯汀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就前来进行“公关”工作。他在来访时带上可口可乐，请黄镇“品尝”。接着，奥斯汀每周给联络处送来两打可口可乐，并赠送了一台放饮料的小冰箱。黄镇对奥斯汀愿意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表示赞许，但他又委婉地说，他一向习惯于喝中国的茶，不习惯喝可口可乐。但奥斯汀仍然不放弃，专门邀请黄镇夫妇乘该公司的飞机到其家乡去访问。他还赞助中国女排，并举办冷餐会表示欢迎中国女排访美。黄镇对于奥斯汀的这番善意表示感谢，但还是说他不习惯喝可口可乐。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向中国推销可口可乐的条件尚未成熟，但黄镇对于此事处理得很得体，为后来我国接受对方赠送可口可乐瓶装厂一事，打下了基础。

　　在指导对美经济贸易工作上，黄镇很注意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当时妨碍两国贸易的“冻结资产问题”尚未解决，中美贸易面临着高关税和技术封锁问题，甚至许多美国人存在着中国在经济上有求于美国的想法。1975年，美国在向中国出售每秒运算百万次电子计算机问题上进行刁难。黄镇和联络处商务处的同志不失时机地明确表示，中国一贯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像出售计算机之类的问题，理应通过商业途径解决，不必经由政府渠道讨论，美方要卖就卖，不卖就拉倒。后来，这宗交易终于通过商业途径得以解决。

　　黄镇领导的驻美联络处有力地推动了中美两国经济界的相互联系与了解。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7年6月到11月，国内来美的访问团就达13个之多。美国方面，除了官方，主要是私人公司参加我国春秋两季的广州交易会。在联络处成立之前，中美之间仅有少量的间接贸易。1972年，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5600万美元，其中，我国从美国进口为4600万美元，对美国出口为1000万美元。在黄镇离任的1977年，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3亿多美元，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已经增加到了1.79亿美元。以后，中美两国签订贸易协定，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正常化，贸易额迅速增长，这都是与当年黄镇领导联络处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向毛泽东“闹辞职”

　　黄镇在美国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正值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四人帮”经常干扰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工作，这给黄镇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但他不为“四人帮”逆流所阻，在大是大非和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爱憎分明。在1975年，国内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黄镇在联络处向上级发出的表态电报中坚决删去了“批邓”的字句，并表示：“经我批发的文电，决不允许有‘批邓’的字样。”周恩来对黄镇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在他面临困难时，周恩来一直给予他鼓励和帮助。黄镇主持联络处的4年时间里，尽管有着极“左”思潮的干扰，但由于黄镇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使正气在全处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1975年，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已两年多。在这段时间内，“四人帮”到处插手联络处的工作。他们在北京围攻、诋毁周恩来，夺取外交大权，并向联络处泼脏水，鼓动大家造反。联络处参赞冀朝铸十分同情黄镇的处境，他悄悄地问黄镇：“你跟主席那么熟，为什么不向主席反映呢？”黄镇叹气道：“主席年纪大了，也不像从前那样好说话了。”“跟总理说说也行呀！”“总理自己的处境也很不好，我怎么好再去打扰他呢？”黄镇苦闷地说：“我不喜欢越级申诉。”沉思片刻后，他又断然地说：“但把我逼急了，我是要反映的！”

　　黄镇决心把联络处的问题搁到桌面上解决，于是召开了联络处党委扩大会议。有两个人首先“开炮”：“老干部至多60岁就应该退休，不要挡道嘛。培养接班人嘛，应该有这个自觉！”“有的老干部，自己不行，还要硬着头皮干，应该有自知之明嘛！”联络处只有黄镇60岁以上，对方显然是把矛头对准了他。在场当即有人表示反对：“这不是要抢班夺权吗？照你这样说，中央领导都该下台……”这两个人退缩了：“中央领导同志除外。”黄镇拍案而起，厉声说道：“我马上向中央发报，请中央派人来。如责任在我，请示处分；如责任不在我，中央了解了，也就满意了。你们也不用说什么60岁不60岁，我完全可以辞职！”黄镇的话让韩叙很吃惊，他劝黄镇道：“你这一辞职，不正中某些人下怀吗？”朱霖也说：“这不是人让看笑话吗？我们又没犯错误，干吗自己甩掉乌纱帽呢？”黄镇摇摇头：“你们没看出来，我很难干下去了。这个位置很重要，有许多人想控制对美工作，搞独立王国。所以我只有离开，因为不把我赶走打倒，不取得这顶桂冠，他们是不甘心的！”

　　辞职电报发出后，由于迟迟没有得到回音，黄镇又直接发电报转呈毛泽东、周恩来：“根据联络处的某些情况，我也很难继续工作。因此，经过反复考虑，为了不使联络处这一执行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机构的工作受到任何影响，特请求调动我的工作。”

　　外交部长乔冠华对黄镇直接向毛主席提辞职报告感到非常吃惊，他向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做了汇报。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当政委时，黄镇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对是黄镇非常了解。他对乔冠华说：“外交部如容纳不了黄镇这样一个老干部，我可以让他回军队当副总参谋长。”乔冠华连忙摆手：“要是这样，还不如把我先调走，也免得别人说我心胸狭窄。”邓小平问：“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乔冠华把别人整理的一些材料送给邓小平过目，邓小平翻阅后说：“等黄镇回来再听听他的。”接着，邓小平亲自修改了乔冠华准备给黄镇回复的电文：“黄镇同志，你的来电收悉。你即将赴美西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又已初步确定年底前相继来访。诸事繁多，故不宜考虑调动问题。国内考虑，可趁基辛格、福特来访之机回国再谈此事……”黄镇接到回电后，继续安心工作。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12月2日，黄镇陪同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关心地问起了黄镇辞职一事。黄镇顺口说：“听主席的指示。”毛泽东问福特总统：“你们要不要（黄镇）啊？”福特点头说：“我们肯定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是极好的。重要的是你们大使要回去，而布什先生留在北京。”毛泽东断然地说：“那好，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黄镇点点头：“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是想回来，我在国外太长了。主席要我去，我就去。”“再去一年、两年吧！”毛泽东又对众人说：“年轻人对他有些意见。他们两个对乔老爷（乔冠华）也有意见。这些人不好惹啊，受他们的气啊！”听到这句话，黄镇一直憋着的委屈和伤心，无法解脱的感触和烦恼，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感觉热泪盈眶了。

　　回家后，黄镇对朱霖说：“主席真是了不起，他要做我的工作，并不直接跟我说，而是让福特开口……”在毛泽东发话后，黄镇收回了自己的请辞书，和夫人朱霖一起重返驻美联络处，继续工作。1977年12月，中央调黄镇回国，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并先后兼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和对外文委党组书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