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正平汇报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犯罪的案情。何叔衡见案情重大，便将此案接过来并很快组成了专案调查组。

　　原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把吃大户（即打土豪）所得皮袄子和几斤上等毛线私自拿回家，分田时好田留给自己，还强行占用公田一亩多；去年，他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区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只。凡是有用的值钱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就会少……”

　　在叶坪百姓眼里，谢步升是个很善钻营的人。他家原本十分穷困，12岁时，他就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年届三十的谢步升参加了工农武装暴动队，并一度成为暴动队队长。不久，面对“红”“白”拉锯的险恶形势，谢步升不辞而别离开暴动队做起了贩运生意，从此家境逐渐好起来。1930年，谢步升忽又抛开生意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这次由于他斗争积极，打土豪办法多且屡立功绩，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他被推举担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说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建立，他的声望骤增。他与中央政府和红军的领导人常有接触，且熟悉情况，办事干练果断，得到诸多苏区党政领导的赏识。

　　何叔衡心里清楚，要惩治谢步升并非易事，必须有真凭实据。于是，何叔衡从工农检察部挑选两名精明可靠的干部对谢步升的知情人先进行外围取证。没料到，何叔衡的这一步，竟又查出了触目惊心的案外案。

　　与谢步升同村的谢深润，是谢步升做生意时的老搭档。谢步升回家参加打土豪时，谢深润没有与他同行，继续在黑白交界地带贩盐、贩米。家里有了积蓄，谢深润便在本村买下几亩薄田耕种，并仍做贩运生意。苏区开展丈田划阶级时，群众根据谢深润的家庭状况要给他定富农。谢步升则凭着往日的交情和手中的权力，力排众议硬是给谢深润定了个贫农，谢深润不仅保住了田，而且还分得一些土地和生产工具。谢深润一家对此自然十分感激。

　　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比谢深润小了近10岁，颇有几分姿色。为报答谢步升，朱秀秀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请谢步升来家坐坐，谢步升也像回自家一样，有事没事就往谢深润家钻。

　　有一次，谢深润挑着担子出门去了，当晚，谢步升又来了。午夜时分，谢步升与朱氏正相拥而睡，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朱氏一听是丈夫的声音，当即乱了方寸。谢步升知道这屋子无后门，只得迅速钻进床底下躲起来。谢深润半路返家是因钱没有带够，而他的钱正好又藏在床底下砖头缝的小铁盒里，他点灯朝床底下一照，见“老搭档”这般无义，顿时火冒三丈，操起木棍就打。谢步升乘夜夺路而逃。谢深润不服，说要到政府去告他。谢步升一不做二不休，先反咬一口，说谢深润是恩将仇报诬陷他，后又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风，说谢深润是个隐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从事破坏工农政权、陷害革命干部活动，不久，便指使人将谢深润秘密杀害了。

　　调查人员将调查到的这个新情况向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听了非常吃惊，并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异常严肃地对何叔衡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何叔衡指示调查人员谢正平等加快调查速度，由外围转入内线调查取证。调查人员赶到叶坪一问，得知谢步升的妻子已经“改嫁”，其女儿已托他母亲带养，现家中仅他一人，并且经常夜不归宿，行动诡秘。好端端的一个家庭，且谢步升“事业有成”，其妻为何要改嫁？

　　经过辗转查寻，终于找到了谢步升的妻子。这个女人才三十出头，却已两鬓花白，满脸皱纹。当谢正平说明来意，她禁不住泪如泉涌。原来，谢步升在两年前就与一大地主的续弦暗中往来。他嫌妻子碍手碍脚，竟狠心暗中将她卖给大柏地山河村一个老光棍做了老婆，明里则告诉邻里乡亲说她回娘家去了，过了几个月又说她改嫁了。被卖的这个女人其实并未进老光棍的家门，她偷偷跑到远房的一个表姐家躲藏了起来。她心里对谢步升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亲眼看到谢步升“不得好死”。

　　未等调查人员开口，谢妻就供出了谢的贪污犯罪事实：1930年，在谢步升任暴动队队长时，曾将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和食盐100多斤、衣物数件悄悄拿回了家；在“一苏大会”前夕，他利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收集大米，用大斗收，再用小斗量，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将3000多斤余额又私自卖给大米商出售……调查人员将她反映的情况作好笔录，让她画了押。

　　仅仅两天工夫，调查人员就获取了谢步升新的贪色贪财的犯罪事实，他们立即将调查情况报告了何叔衡。

　　何叔衡听了，顿时拧紧了双眉：谢步升出身贫苦，原本是棵好苗子，没料到刚掌握苏维埃政权的印把子，就在背后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此风不刹，如何了得。对这起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一桩腐败案，何叔衡决定马上逮捕谢步升，并报告中央政府给谢步升最严厉的惩处。没料到，他的想法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某些人报私仇故意向他发难。谢春山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攻击中央工农检察部是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与中央路线相对抗。于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通知中央工农检察部和调查组将谢步升释放，说谢步升的问题，由中央局调查处理。

　　何叔衡闻此消息，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现在有些人什么事总是往‘路线’上牵扯，这怎么能把事情办好？他接着表态说，人既然给抓起来了，就不要轻易给放掉。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检察部长怎么向人民群众交待？于是，何叔衡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

　　中央工农检察部对谢步升进行突审，同时对他家进行搜查，结果在谢步升家以及他母亲、姐姐家里，查获到一部分贪污所得，谢步升的犯罪事实被一一得到印证。

　　1932年5月5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

　　枪毙贪污犯谢步升，是中华苏维埃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严惩谢步升，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看到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使各级干部意识到贪污浪费是犯罪行为，党和苏维埃政权是绝不容许的。

　　董必武到达苏区，与何叔衡联手“堵洞”

　　1932年9月初，董必武抵达瑞金，毛泽东非常高兴，要贺子珍从叶坪村买回几只鸡蛋给董必武洗尘。毛泽东有意留董必武在中央政府工作，说：“你学过法律，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目前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这给一些投机分子留下漏洞，你同叔衡同志一起来把这些漏洞给堵住、堵死。”

　　这些漏洞该如何去堵？董必武找到何叔衡商谈，决定从健全组织和健全法律两方面同时下手。不久，由这两位中共一大代表领导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组织工作纲要出台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规定：工农检察部的任务是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及有国家资本在内的企业合作社企业等；维护工农利益，保证一切政策、法令的实施；惩治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违法违纪行为；建议和直接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并报告法院以法律判裁。《条例》规定，在工农检察部之下设立控告局、突击队、轻骑队和组织工农检察通讯员。《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的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控告局的任务是，在工农集中的地方设立控告箱，及时收集工农群众投递的控告书并调查控告事实，写出调查报告送交工农检察部。《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规定：突击队应“公开的突击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它是一种由工农群众参加监督检查的临时组织，隶属于当地工农检察部领导，须持有工农检察部发给的证书。《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大纲》规定：“轻骑队是在团直接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由团公开发起，征求青年自愿加入。”轻骑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袭击——为着举发某一个事件或彻底清查某一个事件的原因。”《工农通讯员任务》规定：必须是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通讯员，作为不脱产的监察人员，以“替工农检察部调查和收集该地苏维埃和其所属各机关在职权上工作上生活上所发现的各种不好的事实和材料作报告。”

　　这样一来，苏维埃工农检察队伍就大大拓展了，各级监察机关按章办事，上下结合，形成了庞大的检举反腐网络。何叔衡高兴地对董必武说：“我们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是要让贪污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组织机构健全之后，惩治贪污犯罪的法规也相继颁布实施。如《政府人员惩办条例》、《统一会计制度》、《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等，这些法规的颁布实施，使苏维埃的反腐败斗争有了法律依据。特别是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由于中央苏区干部紧缺，到达瑞金的董必武先后在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职。但是，无论组织安排他到什么工作岗位，他在完成学校教学、领导工作之余，仍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一起，致力于苏区反贪肃腐的斗争。1933年3月，董必武正式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董必武拿到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证书没几天，就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的控告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控告中央造币厂存在严重的贪污问题。董必武与何叔衡商量后，往中央造币厂派出了调查组，并从全总苏区执行局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抽调机灵能干的小伙子组成“轻骑队”进行暗访取证。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查出中央造币厂的帐目确实存在大量漏帐、假帐，该厂会计科长肖伦海在一年时间里采用欺上瞒下、自造票据等方法，贪污、挪用公款3100多元。在根据地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出现贪污数额如此巨大的大贪官，肖伦海真可谓罪大恶极。

　　肖伦海的贪污犯罪事实被一一印证之后，中央工农检察部下令实施逮捕。就在这时，董必武匆匆跑来向何叔衡提出一个要求：把肖伦海“请”到叶坪再实施逮捕。何叔衡表示赞同，他知道，肖伦海年老多病的母亲受的磨难太多了，且大娘信念坚定，为革命作出过贡献，虽说肖伦海罪行重大，不可不办，但这与肖伦海的家庭无关，与大娘无关，要想方设法安抚好大娘。因此，何叔衡还亲自跑到云集区和壬田乡，要求区乡政府务必做好大娘的工作。

　　区乡干部对杨氏都非常敬重，深怕大娘经受不起这一打击，便千方百计对她封锁消息，甚至还试探能否给肖伦海减刑免死。但是，法律是无情的，肖伦海的问题在苏区影响极坏。一时间，肖伦海被捕受审的消息成了小山城的爆炸性新闻。这一消息最终还是被大娘知道了。当她听说的那刻，眼前一黑当即不省人事，被救醒后她声声啼血呼唤：“伦海，我的儿啊，你在哪里？”

　　为了防止老人发生意外，董必武亲自跑到壬田乡政府，把杨氏安排到贫农协会主席张冶群家里，由张大娘照顾其生活。

　　经中央工农检察部和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反复商议，1933年6月10日在叶坪举行了肖伦海案的公开审判，判处肖伦海死刑。没过几天，儿子被枪决的消息被大娘知道了，她的精神瞬间垮掉了，一口气没上来，竟活生生断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