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文库的档案主要有四大类：中央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和地方文件。为了便于保管和转移，陈为人夫妇想方设法缩小文件的体积。他们将厚纸文件抄在薄纸上，将大字抄成小字，再剪去文件四周没有字的白边。经过这样处理后，库藏档案缩减到２万余件，仅用几只皮箱便可全部装下。

　　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与文库单线联系的张唯一被敌人抓去，前去和他接头的韩慧英也不幸误入圈套，被捕入狱。为防不测，陈为人迅速将库藏档案就近临时转移，直至警报解除，才重新运回原址。因长期操劳，１９３７年３月，年仅３８岁的陈为人一病不起，默默走完了一生。

　　１９３６年，在陈为人病重期间，中央派来上海特科的负责人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接管中央文库的工作。徐强领受任务后，将文库迁址到位于恺自迩路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天宝家里。ｌ９３９年，徐强奉命到延安工作，上海地下党组织又指派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力参与领导中央文库的工作，并先后委派周天宝、刘钊与李云一起管理中央文库。

　　１９４０年秋，缪谷稔接管了文库的工作后，立即将库藏的２万余件档案作为“私人衣物”装在几只大皮箱里，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的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里暂存。但是不久，房东就对这位新房客产生了怀疑。缪谷稔察觉后，马上又把档案秘密搬到位于新闸路自己家中，这才相对安全一些。

　　生活穷困，繁重而危险的工作，加上巨大的压力，缪谷稔也被病魔击倒了。１９４２年６月，党组织派来了年仅２３岁的陈来生接替缪谷稔负责文库的工作。

　　陈来生决定把文库搬到以其弟名义租住的成都北路的一座小阁楼里。当时环境十分危险，１００多包红色档案要在敌人眼皮底下搬运谈何容易。于是，陈来生就把档案化整为零，和父亲、两个弟弟及两个妹妹一道轮流搬运。他们把文件放在菜篮子里、包袱里、面粉口袋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和盘问，分多批运送，总算用蚂蚁搬家的办法将档案全部转移。陈来生还在新址的门口摆了个卖花生、炒豆的杂货摊，以小本生意人的身份作掩护。但是，鉴于新址所在的弄堂口过于热闹，不够安全，组织上要求陈来生必须马上为文库另择新址。陈来生向岳父借款，又另租了一处房子，并“改行”经营面粉生意。他在阁楼上做了一堵难以看出的夹壁墙，将档案安全地藏匿其中。就这样，在长达７年的时间里，陈来生机智勇敢地保护了中央文库。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后，陈来生将保存的档案完好无损地交给了党组织。

    中央文库中的部分档案向延安转移

　　战争年代，虽然中共中央委托上海地方党组织代管中央文库，但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却一直关心着中央文库的安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曾两次作出安排，将中央文库中的部分档案运往延安。

　　１９４３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急需调用中央文库的档案，于是就进行了一次上海到延安的千里调卷。党组织找到了陈来生，让他从２万多份档案中调出中央所需要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部分通告等数十份档案，并派人将档案拍成胶卷，装在干电池内，并通过秘密交通员转送到延安。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抵达南京。随后，他立即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赶往上海，筹划将中央文库全部档案迁往延安事宜。刘少文到上海后，与领导中央文库的吴成方取得联系，并由吴成方通知陈来生作好转移准备。陈来生将档案进行了仔细遴选，选出５０００余份装入两个航空皮箱内，由刘少文亲自取走。当时，以中共谈判代表团成员的特殊身份，刘少文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于是，他带着一名助手乘飞机先到西安，然后转道赴延安。５月底，他们安全抵达延安后，立即将这两皮箱档案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保存。６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在一份通报中规定，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档案。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文库从上海迁往延安的计划也只好暂告中断。

　　向党组织移交中央文库全部档案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陈来生非常兴奋，希望能够把自己保存了７年之久的中央文库档案迅速交给党组织。他一方面忙着清点档案资料，一方面积极联系交接事宜。经过４个月的忙碌，９月初，陈来生终于将中央文库全部库藏档案移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为此，上海市委组织部在９月４日专门给陈来生写了证明信：“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１９４２年７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１０４包，共装１６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特此证明。”

　　９月１７日，华东局办公厅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去《关于大批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电。中央办公厅在９月１８日复电指示：“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中央办公厅的这份复电，是经毛泽东修改，刘少奇、朱德圈阅，周恩来批发的。电报中有一句原文是“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毛泽东阅后，将“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及他们的家属、朋友等，都应该进行表彰和奖励。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上海市委于１０月４日发布了《给陈来生的嘉奖信》。１９５０年２月８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又派专人携带礼品和慰问信，对协助陈来生守护中央文库有功的甄德荣（陈来生父亲）、甄福顺和甄长顺（陈来生弟弟）进行了慰问。慰问信中说：“自１９４２年迄上海解放，７年来由于先生等协助陈来生同志全力掩护，使我党之重要历史文件，得以在敌伪及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免遭损失。”

　　１９５０年２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副主任罗文和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一名干部负责将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曾三、副处长裴桐主持了交接工作，并于３月９日向中央办公厅作了《中央秘书处关于接收上海陈来生所保存材料的情况报告》。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

    在延安时期的一次大转移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携带的档案，以及延安时期形成的档案，虽然都保存在解放区，但在解放战争期间，这些档案也都经历过大的转移。

　　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１９４７年春，胡宗南率２３万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矛头直指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撤出延安，转战陕北。

　　中央机关撤离，档案必须处理好，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对档案进行清理。当时很多档案资料都散存在各个部门和领导干部手中。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带头把自己保存多年的文电和手稿交给中央秘书处和机要处保管。１９４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作出规定：凡重要而机密的文电，应指定专人妥善携带，凡不必留存的事务性文电材料，应即焚毁。为了避免将那些不应销毁的档案处理掉，毛泽东还明确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惶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