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他们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陈赓北上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到达天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陈赓来天津开店做生意。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也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来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请到自己住处。不久，杨献珍到北平送情报时不幸落入魔爪，出狱后与“王同志”再没见过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辗转找到杨献珍了解这段经历时，杨献珍方知当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养山时，不禁哈哈大笑。

　　杨献珍向陈赓汇报说，因为中共顺直省委被毁严重，天津已不具备重建条件，所以，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在北平刚刚成立。

　　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胡鄂公就找上了门。

　　胡鄂公把陈赓来天津的目的告诉了吴成方。吴成方当即表示全力协助陈赓在北方开展工作，并跟随胡鄂公直奔天津。

　　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赓表示同意。陈赓到天津后，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况，认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则，原来设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几乎被毁，原地恢复困难太大，并且，新的中共顺直省委也建在了北京；二则，北平虽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各种资源依然雄厚，比在天津开展情报工作的优势明显。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

　　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谁来领导呢?”

　　陈赓回答：“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