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至于北京特科暗杀叛徒的行动究竟成功没有，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记载。但我愿意相信是因为特科的纪律守口如瓶，事件不留记载。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身份暴露

　　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况，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特别是，他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决定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

　　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1934年秋冬，对北京特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我党损失空前的一次。

　　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经过紧张的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