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的建立

　　笔者曾在《材料工作通讯》１９５２年第５期上看到一份史料，是１９３１年４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这份史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中央最早对文件档案而提出的处置意见。《办法》把中央文件分为四大类：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以及材料）；对外的宣言、告民众书等；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记录（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政治信件）。在战争年代，这些机密档案应该如何保存？该《办法》提出，最理想的保存方式是中央秘书处对各种文件应留存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不久，根据《办法》中提到的入库做法，中共中央决定，专门设立保存中央档案的中央文库。

　　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各部委的积存文件都是由各部门自行保存、处理的。１９２３年６月，在中共三大会议上，陈独秀建议在党内建立秘书制，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对文件档案的管理。１９２６年６月颁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其中，秘书处内设的文书科文件保管处，就专事负责文件档案保管工作。这样，各部委的档案便可以实行大集中了，凡是需要留存的，都可以交到文件保管处保存。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环境极其恶劣，中共中央机关决定从武汉迁往上海，秘书处也随同回沪。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奉命负责文件保管处的工作，他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于达和张小妹（张晓梅）担任工作人员。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接收和收集了４万多件档案。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秘书处专门制订了一条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在《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中，甚至还作出这样的规定：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应该说，从那时起，文件保管处已经承担了档案库的责任。

　　１９３０年９月，中央决定精简机构层次，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但文件保管处由于有２０余箱中共中央重要的文件档案需要长期安全保存，这个机构必须保留。于是党指示张唯一：找一处安全、合适的房屋，建立秘密档案库。这便是被称为红色档案库的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阶段的数次秘密转移

　　作为中共中央档案库，选址时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安全因素。因此，组织上提出：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为防不测，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要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在白色恐怖下，文库地址当然不可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在上海那几年，中央文库仅在市内就秘密转移过数次。

　　文库最初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１１４１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但不久，一位熟知这里的人被捕叛变，文库不得不连夜转移。当时，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将２０余箱文件分若干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文件这才得以脱离险情。

　　１９３１年初，中央分管文库工作的周恩来前来视察。他发现许多文件被一包一捆地堆放着，尚未进行整理，当即指示张唯一，可以去找瞿秋白，请他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档案工作规章制度《文件处置办法》出台，周恩来专门作了批示：“试办一下，看是否便当。”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改变后，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局势十分危险。中央决定撤往苏区，暂时将文库移交给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管。１９３２年６月，党指派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前来接替张唯一，负责中央文库的工作。

　　陈为人接受任务后，马上将全部档案秘密搬至位于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家中。这是一栋独门三层小楼。陈为人在第三层的小阁楼里钉制了一堵木板墙，将档案存放在两墙中间保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在白区开展工作要以“家庭化”形式出现，工作人员必须有一定的职业，以便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作为掩护。此后，陈为人摇身一变成了木器行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师，交通员李沫英则是家中的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