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筹集衣物工作加快进度、提高质量，朱德总结推广了水煮、清洗、翻晒的加工程序消除羊毛的异味；请熟手做示范捻毛线；把部队会织毛衣毛裤的人集中起来，统一安排到各单位分别传授技术，要求人人都会织毛衣。经过朱德的周密安排和随时督促检查，筹集衣物的工作目标得以圆满完成。

　　⒋接应二、六军团

　　1936年3月底，红二、六军团北进甘孜的方针确定以后，红四方面军即开始着手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4月1日，朱德领衔发布的《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要求各军：“应更多地征集制造衣物、袜子、手套、雨具、干粮袋、子弹袋、帐篷等军用品等”， 限4月底和5月底分两次向总部筹缴可供24000人用的东西，支援二、六军团。

　　根据炉霍会议决定，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于4月19日从道孚出发，南下雅江、理化、稻城，策应二六军团北上。李先念率三十军八十八师先头部队此前已抵达甘孜，准备迎接二、六军团。

　　（三）炉霍会议总结了南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把贯彻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民族工作的大好局面

　　⒈南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

　　（1）格勒得沙共和国政府犯了包办代替和严重关门主义错误

　　1935年11月18日，张国焘授意由金川省委在绥靖组建格勒得沙共和国政府。实践证明，它“还不是一个完全名符其实的政权。因为很久的时间当中，番人政府是在我们工作的同志包办底下。”“同时我们的同志也不懂得去广泛的运用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格勒得沙的各级政府中完全不容许有一个富裕的番人，或者赞助番人独立的寨首头人，或者是有号召能力的旧人物在办事。”

　　这一时期在经济政策上也犯了左的错误。如在共和国所属丹巴县格勒得沙政府领导下，藏族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的斗争。金川党代会虽然对土地革命有关政策作了部分调整，规定对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的部分外不没收；对大喇嘛，大头人的“财产不没收，并允许他们与百姓平分土地，以联合他们。”但据调查，截止1936年1月，丹巴县境内的大部分土地都分给了群众，党代会后，这些左的做法并未得到纠正。

　　（2）瓦窑堡会议以后关门主义错误还在继续

　　1936年1月16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摘要传达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的目标是“最广泛的建立下层的中上层的统一战线”。　然而，张国焘操控的中共金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2月7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金川党的任务决议》，提出金川党的策略目标是要建立“最广泛的下层统一战线”。　张国焘的策略主张，再次把中上层关在统一战线门外，这在民族地区来说是犯了致命错误。

　　⒉炉霍会议以后少数民族上层工作的四大突破

　　由于历史的原因，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在四川藏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在藏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就必须结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抓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特别是有重大影响和声望的少数民族上层这个关键。朱德主持召开的炉霍会议正是从藏区社会实际出发，从争取团结上层人士入手，主张领导以身作则，人人学会做统战工作，主张敞开大门，广交朋友；不管上层人士过去做过什么，只要赞成反蒋抗日，都要尽可能争取他，团结他；注意说服一部分在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协助红军开展争取上层人物的工作。炉霍会议前后，在朱德、刘伯承、陈昌浩、李先念等红军领导人带动下，少数民族民族工作取得了四个方面的重大突破。

　　（1）以签订《互助条约》为标志，在争取寺庙上层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早在炉霍会议之前，朱德等红军总部首长就了解到炉霍寿灵寺相子（木郎法会世袭大管家）益西多吉在寺庙的地位和朱倭、甘孜一带的影响，派人反复动员他回来，协助红军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寿灵寺被攻占后，寺庙佛像、经书、法器保存完好，被俘喇嘛、扎巴不论是否伤害过红军一律受到优待，使相子倍受感动，表示愿意协助红军做工作。

　　诺那逃到甘孜后，指派他的别动大队和地方民团到朱倭以西觉日寺背面山上，向觉日寺住持扎日活佛传达诺那指令，要觉日寺武装配合他们在甘孜与炉霍交界的锣锅梁子阻击红军。由于扎日活佛事前已经收到相子的来信，对红军的政策和德行有了了解，于是不顾诺那的威胁和寺内部分上层喇嘛的反对，策马亲往朱倭迎接红军，向刘伯承敬献哈达，第二天又率全寺僧众打开庙门，以佛门最虔诚的礼节欢迎红军，诺那在此阻击红军的阴谋就此破产。

　　甘孜寺是康北最大的黄教寺庙。红军进入甘孜之前，诺那也曾对甘孜寺进行反动宣传。关键时刻，炉霍寿灵寺相子益西多吉派出的信使曲吾太和罗绒多吉到达甘孜。在信中，相子“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述说了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红军官兵的遵纪爱民行为，并指出红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劝他们不要自不量力与红军为敌。”　在各种意见仍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以发神喇嘛发神裁定，结果是：神的旨意，红军是不能打的。该寺住持仲萨活佛当即派出代表，带上哈达，前往罗锅梁子迎接红军先遣队。红军到达甘孜后，仲萨活佛主动宣传红军政策，耐心劝说离乡群众回乡生产，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

　　红军初到甘孜时，白利寺住持格达活佛听了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的反动宣传，对红军产生了疑虑，便在白利寺附近的寨子里躲起来。当他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保护寺庙，爱护僧俗群众，深为感动地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　从此，他以极大的热忱动员和组织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还把红军医院搬进了自己的寺庙，亲自为红军伤病员疗伤。朱德到达甘孜后，多次到白利寺看望格达，与他秉烛长谈，彼此成为终身信赖的朋友。

　　格达活佛在朱德的影响下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50年6月，他主动请缨，前往拉萨劝说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谈判条件，不幸于同年8月22日在昌都被分裂主义分子毒害，为祖国统一大业和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是后话。

　　1936年4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寺佛都督重撒（仲萨）、白利寺佛都督格打（格达）签订了《互助条约》，指出“兴番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卜巴民族共同的责任”；红军帮助建立卜巴人民建立“卜巴人民共和国”，“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物资资财”。《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红军与藏、回等少数民族人民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达成了广泛团结，为波巴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2）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为标志，在争取土司头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德格土司是清代以来康区最大的土司，极盛时期辖境达10万平方公里。1936年4月，时任德格土司军事涅巴夏克刀登率土司辖区近2000名土兵，在甘孜县绒坝岔从南、西、西北三个方向对红军形成弧型包围，与驻绒巴岔的红八十八师二五六团激战。不久，夏克刀登战败受伤被俘，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指示对夏克刀登给以优待，为他治伤，而且耐心的给他讲解红军的方针、政策，使他对红军的态度有了较大转变，下令集结在绒巴岔的德格土兵撤退。4月22日，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李先念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主要内容是：德格土司武装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退回辖区内，红军也不西进土司辖区；德格土司支援红军一部分粮食和物资；双方赞同“兴番灭蒋”，在红军帮助下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国，等等。协定的签订，解除了康北最强大的土司武装对红军的军事威胁，标志着康北土司、寺庙与红军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无论对红军部队的休整补充，还是对德格土司自身利益的保护都是十分有利的。

　　（3）争取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取得重大突破

　　诺那本名赤乃降措，西藏类乌齐人，192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国佛学会名誉理事长，先后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弘法。1935年4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诺那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宣传影响，对红军产生很深的误解。“6月9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了诺那，并于6月22日任命诺那为‘西康宣慰使’，设秘书室，外置总务、宣化、调查三组，月经费约11000余元。” 9月初，诺那在康定召开“宣慰”大会，力主“康人治康”，同时部署在康区防堵红军。

　　此后，他从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一路走来，极尽污蔑共产党、煽动土司寺庙武装抵抗红军之能事。比如，他利用炉霍寿灵寺一年一度的木郎法会，借“讲经”为名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污蔑“红军来了要消灭宗教”，煽动“民众都要把粮食藏好，尽快往山上躲避，人往哪里跑牲畜就赶到哪里。不要让红军得到一颗粮食、一头牲畜，红军是天上的云不会长久” 。 他发给寿灵寺步枪100多支，子弹近万发，支使他们坚决抵抗。在他策划的一系列抵抗行动失败后，率部逃往康南巴安途中，于1936年4月6日被下瞻对土司巴登多吉击败俘获，交给红军，转送甘孜。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听取关于诺那情况的汇报后，考虑到诺那在康区的重大影响，团结争取这样的上层宗教界人士，在政教合一的藏区，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于是作出了如下指示：诺那抗英，我们抗日，同属爱国行动，要宽善对待，团结教育，予以优待。” 红军总部第五局局长王维舟夫妇遵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对诺那给以无微不至的关照，派专人照顾诺那的饮食起居，并耐心细致的给他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的教育感化下，诺那消除了敌对情绪，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5月初，年逾古稀的诺那不幸染上伤寒，红军在医药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连干部战士们都舍不得使用的稀缺药物，对诺那进行了全力抢救。5月12日，诺那活佛在甘孜圆寂。红军遵从诺那遗言，将其火化，由其弟子韩大载将骨灰送庐山安葬。